创作人员
良知,是小说家不屈的灵魂
——读周崇贤长篇小说《南部沧桑》
 
鄢文江(文学评论家,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得主)
 
       《南部沧桑》这部长篇小说,是周崇贤在1995年12月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至今已有近十年之久。现在来重新阅读这部小说,都能给人留下“心灵的漫无依泊而凄迷和感伤……”的感受。
 
       “我们(打工人),告别亲人和故土,扛着青春和命运,走进漂泊,打工的日子,便因了心灵的漫无依泊而凄迷和感伤……”这句话是《南部沧桑》的题记,也是周崇贤要在这部小说中告诉读者的主题。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一代打工人的故事,他们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广东,却因为现实的残酷而不得不付出各种各样的甚至生命的代价。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家的良知,这种良知渗透进他的灵魂深处,让人无不为之动容。
 
       周崇贤为这部小说的自序起了这样一个标题:《不仅仅是为了发泄》。是的,小说家创作了这样一部小说,描写了这样一群社会底层的打工人,揭示了这一群体在那个年代的生存状态,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发泄。
 
      “我们付出汗水、人格、和尊严
       我们收获虚荣、梅毒、和贫血
       在别人的城市里
       我们
       积攒回乡那时的风光
       匍匐三百六十四天
       过狗的日子……”
 
      “人在南方,若干喧嚣和孤寂的夜里,我总会听见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这两段话是“自序”的结尾处写的,写于1995年11月28日,从这两段话里,你能看出这仅仅是发泄吗?不能,绝对不能。周崇贤还说:“经历若干年之后我蓦然醒悟:我们‘打工族’所遭遇的辛酸和屈辱,原本就是一个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苦,或者是肉体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无可避免。而通常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悲哀,多半浮于事物表面,我们真正的悲哀,是我们中大多数人缺乏认识自身悲哀的觉悟。经历不是悲哀。我们的悲哀是我们在经历中堕落!”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周崇贤就有这样的觉悟,是难能可贵的。之所以说难能可贵,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打工人,有这种觉悟的人不多,真正的不多。其实,我们打工人真正的悲哀,是在经历中的麻木,而不完全是堕落。这样的观点也不是我今天才有的,当然,也不是老周之前就有的。在这部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可不是生活在“麻木”之中的,也没有抱着堕落的心态经历着经历,我是在经历中寻找,寻找中发奋,发奋中积蓄力量,只是目标不太明确而已,因而走了弯路。但就我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却是比较少的,就不用说像老周那样,那么有深度有思想的人了。
 
       那么,周崇贤究竟在这部小说里写了些什么呢?让我先来简略地概括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故事是用几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呈现给我们的:主人公之一的萧宇,是一个底层打工者,是一个在打工的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打工记者、打工作家。自从在工厂里写的文章发表后,就一直被一个来自杭州的美丽女孩刘苏心仪着、暗恋着,直到某一天,他拯救了这个被迫渐渐走上邪路的女孩,到最后他俩走在一起。另一条线索是黄冬子带着妻子南下打工,没想妻子却跑到了工厂老板的床上,而黄冬子却提起菜刀逼迫老板娘,当着老板和自己老婆的面“抵债”,最终又放弃了“抵债”行动,孤独寂寞的黄冬子后来上了房东老板欧阳卿卿的床。刘苏的孪生妹妹刘海儿与大鼻子私奔,从广州到贵阳,最终在贵阳的一家小店里,走投无路的刘海儿将自己圣洁的处女之身,交给了大鼻子,并从此堕落为妓女。她的堕落显得是那样的悲壮和无奈……萧宇、黄冬子、刘苏和刘海儿这对双胞胎姐妹、女记者蓝叶、和广告人王艳媚、外强中干的吴必胜等等人物,都是房东欧阳卿卿的房客,在这幢名叫“望乡俱乐部”的出租屋里,上演了一代打工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因了萧宇和蓝叶是《南部青年报》社的记者,南部市发生的事自然就逃不脱他们的视野;刘海儿是宾馆酒楼的风尘女,也能随时知道周围发生的大小事儿。“望乡俱乐部”这块小小的天地,因此就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这里的人就将周围发生的大小事情,都在这里汇总,演绎成了这部《南部沧桑》。
 
       最能震撼人心的,还是萧宇和蓝叶在故事的最后,去采访的那次突发事件。那是一次现实中曾经发生过的特大火灾,那场火灾烧死了多少打工人?没人知道,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前去采访的记者被人关了禁闭,当局不准报道事实真相。这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可当时在广东打工的人,几乎就没有不知道的,有人传得神乎其神,说烧死了数百人,有的说没有这么多。但有两点却是铁的事实,一是报纸上没有真实报道过;二是那家工厂有数百名员工,车间的铁门真的是锁死了的。这就够了。小说家在这里对这个事件着墨不多,可以说是“轻描淡写”的,但就是这样的“轻描淡写”,也是要担风险的。我之所以将这一章的标题定为《良知,是小说家不屈的灵魂》,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事故的“轻描淡写”。从这样的“轻描淡写”中,我们看到了小说家的良知,看到了小说家不屈的灵魂。
 
第一节、小说家将笔触伸向一代打工人的生存状态
目的是要唤醒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在这部小说里,小说家描写了打工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在那个打工潮风起云涌的年代的生存状态,深刻剖析了一代打工人的内心世界,唤起打工人自我保护的意识。
 
      小说家的笔触伸向一群普通打工人的日常生活,体现着他对底层打工人的人文关怀。这个在数量上越来越强大的弱势群体,就是现在,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第四个年头的今天,也还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他们说话,尽管政府一再三令五申地强调要爱护这个群体,可职能部门在面对他们的困难的时候,还是不太愿意为他们出多大的力。这是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的现实问题,需要时间来解决,或者说要等到全国人民都和他们一样地打工了,事情恐怕就好办了,可能观念也会随之而改变。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代打工人为中国经济腾飞作出过巨大贡献,也为此而付出过巨大牺牲,这是历史,是不可磨灭的。他们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人,也是历史发展的牺牲者,至少,是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时候的牺牲品。那个年代的打工人,被人们称之为捞仔捞妹、盲流、劳工,总是被视为下贱的、没有人格尊严的、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为了改变这些不良形象,他们中就开始有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形象,而在维护自己形象的过程中,有的人选择了极端的手段,与老板或本地人面对面刀对刀的硬干——报复他们对他们的不公!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走进监狱走上断头台。触犯了法律嘛,自然是要被法律制裁的。而另一些人则拿起手中的笔,将打工人的苦难经历描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其中的佼佼者就从中解剖出苦难的根源,提出摆脱苦难的方法。这些佼佼者就是周崇贤等一大批打工作家。这些打工作家们,不移余力地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并为之而战斗到底,与不公和丑恶,与黑暗和阴影,与丑陋的人群战斗到今天,也将与这些恶势力战斗到明天,战斗到底。
 
       无疑,周崇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周崇贤的小说里,大多都能看到一种思想,那就是在描写打工人的生存状态的同时,唤醒打工人维护自身利益、减少受到各种伤害的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人的生存状况,从而引发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一群体。这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良知,一个小说家的良知。
 
       打工人这个群体,从数量上看,的确是越来越强大了,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得到的回报,是不能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成正比的,因而就存在着不公和苦难。因为这一群体没有社会地位,自然就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因此,就得有人为他们说话,就得有人为他们代言。打工作家应运而生,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周崇贤就是这样一批代言人中的佼佼者。十多年来,他不移余力地为打工人奔走呼嚎,为打工人的命运担忧,为打工人的生存状态焦急,甚至于可以说是为打工人的思想改造而殚精竭虑。他所付出的一切,就是为了改变打工人的生存状态,都是为了打工人的社会地位能得到提高,都是为了社会能有一个更为公平公正公开的生存环境。当然,现实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要想自己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得掌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本法则。可是我们的打工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单纯得近乎愚昧,愚昧得近乎愚蠢,他们还不善于适应这样的环境,因而就需要人引导。优秀的打工作家就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这种引导责任,目的就是要唤醒打工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使之减少生活苦难,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这是作家的一种必不可少良知,一种必不可少的责任。
 
 
第二节、变革推动社会的进步
也容易产生畸型的事物
 
       在《南部沧桑》里,表现出来的底层打工人的生活画面,是真实而多姿多彩的,这些人或在工厂或在公司打工,但都是在底层打工、挣扎。后来,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从底层走出来,走进了以《南部青年报》编辑记者为首的白领阶层。如果说他们就是这样按照社会的发展,而自身也随着发展着,也就没有什么故事值得小说家去描写了,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奋斗史,每个人都有一段屈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而这些经历之于这个变革时期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些畸型的事物。滋生这些畸型事物的社会土壤,自然就是变革时期的社会实践。任何社会都需要不断地变革,只有不断地变革才会进步,而在变革过程中,自然就会滋生一些畸型事物。
 
      在小说家笔下的《南部沧桑》里,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就是这类畸型事物的注脚。
 
      黄冬子携着妻子来南方打工,妻子却爬到老板的床上,被黄冬子捉住,老板为了活命,在黄冬子的菜刀下颤抖。然而,黄冬子并没有要老板的命,要活命也可以,那就拿老板娘来“抵债”。这是一个恶毒的主意,这就是一个畸型事物。在丈夫生与死的关头,老板娘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但当老板娘得知了丈夫的丑行后,就答应了,并从容不迫地实施她的拯救与毁灭的行动,从菜刀下将丈夫拯救出来,在丈夫面前将自己毁灭。而黄冬子的妻子,那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却在一旁直乐。这一情节的安排独出心裁,揭露了金钱社会里人性的变形与丑陋。黄冬子报复老板和自己的妻子,利用老板娘;老板娘也报复老板和黄冬子的妻子而利用黄冬子,结果还是黄冬子败下阵来,未能实施“抵债”计划逃离了现场。自然而然,黄冬子与妻子离婚,老板娘也与老板离婚了,两个家庭这样结局,都是人性变态造成的,也是畸型事物的表现。然而,黄冬子的苦难就这样开始了,因了这件事,他当然不能再在老板的工厂里打工了,就得出去重新找工作。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黄冬子遭遇了“望乡俱乐部”房东欧阳卿卿的激情,为他与房东最后的结合埋下伏笔。欧阳卿卿与黄冬子的激情缘于一个雨夜,那个雨夜黄冬子半夜十二点要去上夜班,却发现被大雨困在门口的房东。大雨中,没有人,没有出租车,黄冬子只好学雷锋做好事,将房东搭回去。因为大雨,因为黄冬子要赶去上班,出事就在所难免,他们双双摔在雨中。上班已迟到,不想淋雨却成了落汤鸡,自然要送佛送到西。欧阳卿卿的老公在外地有几个老婆,自然无暇顾及她这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黄冬子的闯入,正好填补了这份空虚。一夜激情后,本质传统的她心里还是害怕起来,她想用钱打发黄冬子,而黄冬子的心灵却受到了伤害,他反而采取更为恶毒的方法来回报她。黄冬子扔掉了她那厚厚的一叠钱,却从自己身上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票子,扔到她的脸上,这就表示不是你嫖我,而是我嫖你。这样一个侮辱性的动作,却反而让欧阳卿卿看重了黄冬子,导致后来欧阳卿卿与丈夫离婚后,不顾一切地找到“贫民窟”,再次爬上黄冬子那张摇篮一样的木床上。这也是一个畸型事物的注脚。
 
      漂亮的刘苏原本在公司里做文员,却被老板以送进大学深造为由,送与上司做了“二奶”。而美丽如厮的刘苏,却一点反抗意识都没有,就像一具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这也是变革社会的金钱意识,带给人们思想上的冲击,使其一些传统道德意识薄弱的人经受不起金钱的考验,沦为性奴隶。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伦理道德在现实社会里是多么的脆弱,而我们一些刚走上社会的女孩子,在金钱与安逸的物质生活面前缺乏自制能力,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小说家所说的,“在经历中堕落”的典型。好在就在刘苏将要再次沦为性奴隶的时候,遇上了萧宇,使之逃离苦海,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那么刘苏的孪生妹妹刘海儿呢?她的经历也是奇特的,也可以说是畸型的。她的畸型与姐姐有所不同,刘苏是本身有了一份较好的工作而不自觉间被迫堕落,刘海儿却是不安于车间工作现状,主动寻找堕落的机会。当然,如果刘海儿追随的大鼻子,有能力给她提供安逸生活的物质基础,她可能不会堕落。可是她所托非人,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也就罢了,却又为什么要庄严神圣地将自己宝贵的贞操,交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窝囊男人呢?她的理由是将自己宝贵的贞操交与他后,就可以堕落了,他毕竟是自己曾经爱过的人。这种思维本身就是荒唐的,就是缺少伦理道德的。刘海儿从贵阳回来后,真就坠入了风尘,过上了糜烂的生活。
 
      刘苏姐妹重新走上正常的生活轨迹,与主人公之一的打工作家萧宇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打工作家萧宇,就像打工路上的一盏明灯,也像拯救刘苏姐妹的天使。他将刘苏姐妹介绍到新成立的《南部青年报》社广告部去工作,无疑是挽救了两个年轻女孩的生命,拯救了她们的灵魂。刘苏对萧宇心仪已久,他们最终走在了一起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场吞没无数打工人的火灾,也是一种畸型事物的注脚。小说家没有细致地去描写这场火灾的现场,但他抓住了几个重点的场景。萧宇和蓝叶赶往火灾现场,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可这个时候,空气中还充满着一股怪异的焦糊味儿;老板为了赶货,怕员工半夜逃走,就锁死车间两端的铁闸门;保安关押萧宇剥夺他的自由;在报社老总吴天口的营救下得到解脱后,萧宇很快写出了关于火灾的新闻,却得不到发表;吴天口痛骂某副部长的痛快;“萧宇用心血凝成的文字令吴天口老泪纵横,他把稿子压下来锁进抽屉的那一刻,产生了一种沉重的犯罪感。”这些都是这场火灾的重点。我们甚至于可以这么认为,《南部沧桑》这部十多万字的小说,重点就在这一两千字上,前面十多万字都是为这一两千字所做的铺垫。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火灾事故面前,报刊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有关的任何文字,这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无疑,有关部门是怕这一消息暴露出去,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形象,怕处理了相关责任人后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怕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式抹黑。而我们的打工人呢?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场灾难中,不知有多少打工人,从这个世界上悄悄消失了。他们的家人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倒还是其次,重要的是他们从此便音讯杳然。这样的灾难不是比火灾更严重千百万倍吗?这样的灾难难道还不算是一种畸型的事物吗?小说家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小说家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被社会和历史遗忘了的打工人的生存状态,原来是如此的悲惨,他们的血肉铸就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丰碑,可这块碑上却没有文字,更没有关于打工人的相关文字。
 
 
第三节、人物命运的走向和性格的发展
揭示出一个真理——打工人要自重
 
       文学的文化意义,体现在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以及叩问人的生存意义等诸多方面。人的生存是偏于动物性还是人性,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人的“异化”,是因其受压迫的地位而变成被宰割的“羔羊”,还是因其压迫人的地位而被动物性的贪欲所控制而变成“豺狼”,都是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打工人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从原则上讲,说不上压迫与被压迫,也说不上谁是“豺狼”,但打工人是“羔羊”。因其法治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执法力度的不够和方法的欠妥,打工人的生存状态,自然而然地沦落为“羔羊”的局面,是事实上的存在的。也就是说,打工人在自觉与不自觉的状态中,扮演着“羔羊”的角色。也许,形成这个角色主体,是他们自己无可奈何的结果,也许,是另外的人强加于他们的结果。总之,要摆脱这样的角色,就得自己挣扎,努力。如果一个群体都处在麻木而不自知的状态下,是可悲的,至少有一些人先知先觉。所以,打工作家周崇贤就运用他手中的笔,向亿万打工人揭示他们的生存状态,揭露现实社会中那种文化的非人性和反人性的实质,批判现实的假、恶、丑,从而,使亿万打工人自身醒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得借助文学文本为载体,让作品的主人公来传承这一思想内容。
 
       在《南部沧桑》里,小说家给我们塑造了萧宇这样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萧宇用他日渐老辣的文字,记录着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感化和拯救着一代打工人。他爱憎分明,乐于助人,他秉承了中华儿女传统的优秀品质。他一方面竭尽全力揭露这个社会的假恶丑,歌颂真善美;一方面又在用他的笔和心告诉打工的人们,我们自己也要自重、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否则,我们打工人便永远没有出路。这也正是小说家要告诉我们打工人的思想意识,只是借萧宇这个人物来体现罢了。萧宇的灵魂是洁净的,他拯救了刘苏,并接受了这份并不完美的爱情,不单是因为刘苏一直以来都心仪他挚爱他的原因。也正因为他接受了刘苏的爱情,才显得这个人物形象的完美。萧宇是打工人中一个自强自重的典型,他从生活的底层奋斗到白领阶层,就是凭借他那份自强自重的精神而得以实现。
 
       故事结束,萧宇辞去《南部青年报》记者之职,理由是:“记者是一种很不错的职业。但他看不起那种缩头缩脑看官方脸色行事的活法。或者,因了某种政治因素,尽量给外商以宽松和种种优惠,营造所谓的良好投资环境,南部之城当局不愿因几十条无足轻重的,打工者的生命而影响似锦前程。由此他们下令封锁消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但萧宇不会原谅他们,也不愿做那种窝窝囊囊一年到头唱赞歌的吹鼓手。他无力为正义呼救,宁可放弃……”这样的放弃,并不是放弃为打工人伸张正义,也不是放弃自己的人生信仰,仅仅是放弃一份工作。而在萧宇的心里,放弃这份窝囊的工作,是为了重新去寻找一份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工作。尽管很难,但他必须这样做,否则心里就不能原谅自己。这样的放弃,更加体现了萧宇的人格和骨气。因了这样的结局,萧宇的形象和性格才完全突显出来,才会令人为他惋惜的同时,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用萧宇的放弃来结束这部小说,虽然平淡了些,但并不显得俗套,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结尾。而萧宇这个人物形象,却是一个值得打工人效仿或者说学习的典型形象(当然不是提倡效仿他最后的辞职行为),也是小说家塑造的打工人物正面形象比较成功的典型之一。
 
       小说家还塑造了黄冬子这样一个表面上亦正亦邪的人物。黄冬子的遭遇,注定是不能有光辉形象的,尽管这个人物是小说家始终贯穿在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黄冬子遭遇了老婆的背叛,又遭遇了欧阳卿卿的激情,最后不得不投奔到一个皮包公司老板的门下混口饭吃。后来与欧阳卿卿走在一起,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事实上,黄冬子并没有干什么大的坏事,只是也没有干什么有意义的好事,因而他的形象就高大不起来。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形象,只是他的遭遇奇特而已,他这种奇特的遭遇也是符合现实生活的。我之所以说黄冬子亦正亦邪是表面上的,是因为他面对自己恶毒的复仇计划却并没有实施,这就表明他并非是邪恶之徒。他与欧阳卿卿在那个雨夜发生的故事,也只能说明他在维护自以为是的自尊而已,说不上恶毒。否则,后来欧阳卿卿便不再投入他的怀抱。
 
      小说家还在这部长篇里塑造了几个着墨不多的人物。
 
      吸毒贩毒的贾贺没出什么场,可他在打工群体中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现实生活中,打工人也有不少吸毒贩毒的,因此而丧失了生命的人也不在少数。
 
      无辜被人殴打致死的吴必胜,在现实的打工生活中,就更有代表性了。在那个年代,打工人中拉帮结伙的不少,整天打打杀杀的人也不少(老实说,如果当初我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盲,可能也是一帮人的“大哥”了。因为有文学底子,我比那帮愚昧的人聪明且有计谋;也正是因为我热爱文学,才没有糊糊涂涂地走上那条犯罪道路。否则,我可能早就被枪毙了)。一个大街娃,拉着一帮好吃懒做的小街娃,整天在老乡中骗吃骗喝,工业区里偷抢拐骗,甚至于打劫老板或有钱人,将外来打工人的名声搞得一片狼籍,可以说就是吴必胜这种人干的好事。本地人对打工人有那么深的成见,这帮人应负主要责任。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类人不少,有的甚至于加入了当地的黑帮组织。因为政府加大打击力度,才杀住了这帮人的嚣张气焰。后来,有的人收手后做了正规生意,算是改邪归正,倒也算是修成了正果。
 
      被台湾主管致使怀孕,在那场火灾中幸存下来却又自杀的许可,也是一个现实的打工生活中的典型。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打工妹不自重不自爱,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经受不起生活的磨难,以自己青春的肉体,换取舒适安逸的生活享受。如刘苏姐妹,尽管她俩后来被萧宇拯救。许可要不是因火灾而全身重度烧伤,世界上就会又多一个耻辱的小生命,她的自杀,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至于耐不住打工生活的寂寞而同居的秦天伦和王艳媚,就更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了。由于打工生活的单调枯燥和强烈的思乡情绪,致使一些意志脆弱的人容易受伤,因而,寻求一种保护或者慰藉,是打工人不约而同的选择。青春期的男男女女,在漂泊旅途中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走在一起,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的时间不是自己的,有了爱情也不能马上就能回去办结婚手续,因而就出现了同居现象,也就是城市青年的试婚。就现实社会的潮流而言,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来,那些城市青年或者知识分子们都可以试婚,为什么打工人就不能?因而也没什么好谴责的。像秦天伦和王艳媚之类的同居现象,打工生活中确实不鲜见。我们也可以怀着美好的愿望来理解这一现象,那就是从故乡走向异乡的旅途中,他们相依为命,相互扶持着走过颠簸流离的日子,甚至一生。当然,能走过一生的,自然是值得赞许的。没能走过一生的,也不一定就应该去谴责。至少,他们在自己的青春期没有留下遗憾,曾经有过爱情,或曾经体验过爱情,不至于等到将来老了,才发觉自己的青春是一片空白。
 
      在这部小说中,次要人物中正面的典型代表还有一人,那就是充满智慧的蓝叶小姐,虽然她所代表的只是少数打工妹。尽管小说家在这个人物身上着墨不多,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渴望爱情,却不盲目追求爱情,她富有正义感,却不悲观失望,她默默无闻地工作,不张扬和计较个人得失,她洁身自爱,却不盲目追求享乐。她与萧宇是同事,她也爱萧宇,但她却用那双犀利的目光,将萧宇的心思彻底解剖,知道他是能真心托付终身的人,但他心里却装了太多的事,因而她不真正表白,或者说不敢轻易向萧宇示爱。这是理智的行为,也或者说是一种本能。这样鲜活的人物形象,就这样不经意间,便在小说家笔下出现了。在对待蓝叶这个人物形象时,不像是小说家刻意刻画的,倒像是信手拈来一般。我欣赏这个人物形象和性格。倒是刘苏这个人物,小说家刻意刻画她的温柔,她的美丽,她与萧宇的默契,她坎坷多舛的命运,以及她最终得到萧宇的爱情。可是,一旦与蓝叶相比较,便逊色了。当然,作为这部小说主要的女主人公,这样塑造还是成功的。
 
      这些都是从普通的打工人成长起来的,或堕落下去的普通人物形象,他们的成长或堕落经历告诉我们,打工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更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走歪门邪道,始终是要被社会和现实淘汰,被人们唾弃的。
 
      在这部小说中,《南部青年报》社老总吴天口这个人物,也塑造得很形象化,他显然不属于打工系列的人物。也正因为他不是打工人物,才更显得难能可贵。这个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两个小小的场面:一个场面是萧宇被事故方扣押下落不明,吴总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情况时,破口大骂和摔电话;另一个场面是看着萧宇用鲜血凝成的稿子而被迫扣下来时,吴天口老泪纵横而内心有一种沉重的犯罪感。这两个场面加起来还不足二百字,却将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负责的使命感,对新闻工作忠诚的光辉形象,淋漓尽致地突现出来。同时,更体现出了一个本地人对外来打工人的关爱,使饱经沧桑的异乡人,心里得到了些许慰藉,让打工人看到了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还有一丝温情,从而不至于产生绝望的情绪。这两个细节的出现,使整部小说的艺术结构得以更加完善,更使这部小说的思想境界得以升华。如果没有吴天口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我们要将这部小说理解为“纯粹是为了发泄”,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文学,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不论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作品,它作为文字符号,总是负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的。那么,怎么样去发现文学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呢?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认为,把文学——文化阅读分为“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品质阅读”的功能,是指试图尽可能完全地把握作品的肌质,关注文本中的各种要素,如情景铺排、人物刻划、情节塑造、意象调节。而“价值阅读”,则是发现文本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的阅读,从而发现文学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品质阅读”属于语言和审美的范畴,“价值阅读”是从艺术文本走向社会文化。因而,在解读周崇贤的作品时,我多半是从“价值阅读”方面着手的。从“价值阅读”的角度出发,《南部沧桑》这部长篇小说,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给读者的价值观也是明确的。小说家是为打工人所写的小说,因而也是引导打工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周崇贤说:“这年头价值观日新月异,无论黄猫黑狗,谁都崇尚‘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的所谓活法,于是不要脸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操守、气节、灵魂满街摆卖,如此这般的日子,因此而莫名其妙一塌糊涂面目全非!”如果说这段话,是对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生活的一个总结,未免有失偏颇;如果说这段话是对当时社会的另一种诠释,也不无道理。总之,这部小说里这些人物的成长或堕落,都体现出了小说家爱憎分明的思想情感。小说家描写这样一个沧桑故事,也体现出了他的良知与正义感。归根到底,小说家通过对这些人物性格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要告诉打工人一个真理:一定要自重!否则,就会像吴必胜、许可、贾贺之流一样,没有好下场。只是,这样的意义隐含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没有流于直白的说教,不轻容易看到,需要读者在艺术的氛围里去体会、体味,甚至嘴嚼、反刍,才能得到。
 
      当然,《南部沧桑》不仅仅是这一种意义,也不仅仅是一种诠释,她蕴含于其中的东西,不是我这双昏浊的眼睛能看得完全的,我只是仅仅窥窃了一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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