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人员
小人物的血性  大世界的血腥
——赏析长篇小说《我流浪,因为我悲伤》
 
鄢文江(文学评论家,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得主)
 
       周崇贤的文学生涯,完全是以流浪为永恒主题,以打工和打工文学为永恒主题的。这也难怪,因为打工其实就是流浪的代名词,打工生活给他的影响实在太深刻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打工出生的打工人,他热爱着打工生活,更热爱着亿万的打工人,他不写打工人的生活还会去写什么呢?他曾经对我说过,他这一辈子都离不开打工生活这一主题了。他的灵魂时刻都在流浪的过程中,他的心时刻都在为打工人的命运担忧。他反映打工人的苦难命运,是想在唤醒打工兄弟姐妹的同时,也唤醒那些不是打工的人,都来关注这一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使社会更文明、更和谐,而不至于因为,上层建筑与底层人民的矛盾升级,使打工人不至于在某一天忍无可忍时奋起反抗,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利因素。我不能说周崇贤这一想法是多么的伟大,至少,他是在做一个共和国公民应该做的事。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悲悯情怀,是值得肯定的。
 
       其实,周崇贤的这一想法,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宣传机构很大程度,是不敢真正为那些受到欺负的底层打工人伸腰的,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力不从心。而我们庄严神圣的法律,又不都是掌握在那些庄严神圣的人手上,自然就会有失庄严神圣的时候。再加上一些不是打工的人,对打工人的歧视、压迫和剥削,如此种种因素,致使打工人在心灵上得不到平衡,在精神上得不到慰藉,在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在人格上得不到尊重,久而久之,思维难免不出差错,难免不产生逆反心态,难免不仇视社会。自然而然,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就增大了,社会治安就难搞了。因而就会给国家和民众增加麻烦,就会造成恶性循环的链条。
 
       周崇贤凭借一个小说家,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以及正义感的小说家的敏锐,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样的恶性链条正在不断地粗壮,不断地增长。因而,他忧心如焚。他觉得他有责任,将打工人的内心世界反映给这个社会,反映给大众,让为中国经济作出不朽贡献的打工人,得到正确的对待。因而,他不停地奋笔疾书,他不停地为之而努力,把亿万打工人的心声提炼到作品中,把满腔的激情倾注到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把自己的灵魂放到耶酥的十字架上,让世人拷问。
 
       要做一个有正义感的小说家,是很难的。在周崇贤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中,就因为他富有正义感,却不只一次地被人追杀。那是在中山一家报社做编辑、记者的时候,因为写过一篇反映老板虐待打工人的报道,那个老板曾带着几个大汉到办公室斥问谁是周崇贤,好在同事机灵,见情况不妙,便撒谎说周崇贤外出采访去了。坐在里屋的周崇贤才躲过一劫。
 
       经过这样几次劫难,周崇贤就再不用新闻的直接方式,转而继续用文学艺术的间接方式来替打工人维权了。周崇贤整个的创作过程中,几乎可以说在每一部作品里,我们都不难发现,他那一腔为打工人维权的热血和正义感。他甚至于怀着满腔的悲愤来剖析打工人的内心世界,他对这个逐渐增大的弱势群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在《我流浪,因为我悲伤》中说:“想一想,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女,都挣扎在社会底层,一个是打工仔一个是打工妹,都是权贵们不屑一顾的可怜虫,可是,为了钱,我们却落得反目成仇自相残杀的可耻下场……”这样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甚枚举的,只是,周崇贤在沧海中取了一粟来放在他的作品里罢了。
       
       这就是我们的流浪才子周崇贤。
 
       他怀着满腔热情与正义感,抒写着他自己的人生,也抒写着亿万打工人的人生。在他的笔下,一个个鲜活的打工人物形象和群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人物,大多都怀着一种愤世嫉俗的正义感,一种卑微而高尚的洁净心灵。
 
       “都市边缘人系列”,《我流浪,因为我悲伤》里的主人公王二,正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混迹于灯红酒绿的欢场中,却“素来痛恨那些荒淫无耻,大肆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权贵”;他为了完成一项“神圣的任务”,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周旋于来此消费的大款与权贵和三陪小姐之间。他偷拍录像,敲诈东江市权贵,又将那些他偷拍来的录像,带寄给东江市人民检察院,致使揭开东江市权贵腐败的黑幕。他做了某些职能部门做不了的事,却反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干尽了好事也干尽了“坏事”,在仇家追杀和公安追捕他的时候,被爱上他的东江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叶梦茹送上了逃亡之路。可以说,王二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流氓”,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特殊的典型艺术形象。
 
       周崇贤在《我流浪,因为我悲伤》里,采用了调侃的笔调,把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糅合到一种黑色幽默中,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心里感到悲伤,感到痛楚,感到欲哭无泪。
 
       这部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王二这样一个特殊的典型的艺术形象,是打工文学画廊里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第一节、作家运用调侃的笔调,塑造了主人公王二这样一个个性鲜明、富有特色的人物形象
 
       《我流浪,因为我悲伤》的主人公王二,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
 
       是一个游戏人生的流浪汉,二流子。因为他的幽默,也可以说是睿智,被很多女人爱着,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都愿意为他牺牲,特别是东江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美女叶梦茹,更能体现王二人生的亮点。
 
       认识叶梦茹,是王二在“天上人间”娱乐城做保安部长助理的时候,以王二玩世不恭的性格,他玩了一把“感情陪护”(社会上称这个“职业”叫“鸭子”或“男妓”)。王二长相虽不算英俊,却也高大,端正,最重要的是,他有一张与众不同的嘴巴,他能把方的说成是圆的,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他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还能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王二学”来与那些女人交流。所谓“王二学”,最突出的是,他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将自己肚子里的幽默笑话,以及社会上流传的歌谣、谚语随时讲出来,逗得他周围的人开心,哪怕是大祸临头。因此,当女主持人叶梦茹,来到“天上人间”的时候,以为他就是里边的专业“感情陪护”,一头扑在他的肩膀上就大哭起来。于是,王二就施展了他那套“杀手锏”,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开解了这位漂亮女人的心结。临走,叶梦茹给了王二三百块钱,可王二没收,这让她不解,同时也让她发现王二这个人的与众不同,因而也奠定了日后成为朋友的基础。但王二并不知道,她就是本市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也直到后来才真正弄清,可当他真正弄清叶梦茹真实身份的时候,却再也不敢造次了,以前心中那些非分之想,也随着她地位的明确而冰雪消融,心境突然明净纯洁起来。因为王二知道,他与她,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人,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社会地位,以及才智与美貌,都是不可能让他们走在一起的障碍。与东江美人叶梦茹的交往,可以说是真正纯洁的。可是,叶梦茹却是爱王二的。在王二为了拯救一个名叫西篱的女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敲诈东江权贵的时候,她及时地制止了王二的犯罪行为,并给王二筹措了三十万元盘缠,让他们逃命。尽管王二没有领她的情,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他,直到最后她驾车将王二送上逃亡之路。
 
       王二凭什么能够紧紧抓住这样一个美丽可人的女人的心呢?是因为叶梦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找不到人开解内心的郁闷,正好遇上了王二这样一个能说会道的“陌生人”。王二的能说会道,从表面上看是油腔滑调的,实际上却充满睿智,至少在与叶梦茹的交谈中是这样。他在叶梦茹面前表露出来的就是一种智慧形的油腔滑调,因而,能讨得这类高层次美丽女人的欢心。王二不但能讨得各类女人的欢心,还能周旋于那些有权男人之间,让他们有空就找他喝酒。
 
       然而,更多的时候,王二玩的是油腔滑调。可就是在这种油腔滑调的掩护下,王二的血性,刀子一样,直插现实的心脏,让那些权贵们在他面前无法遁形。
 
       王二暗中的身份,是一个社会调查公司的“私家侦探”,被一个神秘人物“老鹰”雇用,安插在东江市最高档的“天上人间”娱乐城里,做保安,专门监视某些权贵,在娱乐城的所作所为。因了这份特殊的工作,王二不得不在娱乐城里与那些三陪女打得火热一些,不得不学着打情骂俏,或者说,王二骨子里本身就有的一种轻浮品性,在这种欢场中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显然不是,王二的油滑,实际上是一个小人物对抗社会强权的一种方式,只是,因了这种“发挥”,王二的形象从表面看来,就显得不那么正派,就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官场中,平时道貌岸然的人,就更是看不习惯这种德行。也因了王二的“职业”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所扮演的这种特殊角色,不得不这样游戏人生,不得不这样玩世不恭,不得不这样油腔滑调。
 
       你看,王二在叶梦茹给他三十万元,让他将西篱救出魔掌的时候,一直暗恋他的三陪女小丽,却为了这笔钱将他绑架到一个废墟里,准备置他于死地。在这种死到临头的时候,王二居然还能向小丽提出“来一盘”的要求。这是他要“做鬼也风流”吗?显然不是,王二在提这一要求的时候,他的内心实际上比刀扎还难受——同是天下打工人,相煎何必又太急!可以说,王二的心在滴血。因了和自己一样命运的小丽们的行为,他的心灵,正承受着无法言说的悲痛。而这个细节,也将王二内心的真掏了出来,展现了他掩盖在油滑下的真。
 
       小说家的安排下,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最终却解救了王二性命,还真正赢得了小丽的心。于是,我们就更不能简单地把王二看成是风流成性了。我们甚至会疑心顿起,周崇贤没有铺排这么“残酷”的细节,到底用意何在?不用说,他用心良苦,与此同时,读者也感到了他的良苦用心。在这里,周崇贤没有回避打工者心中的阴暗和丑陋,而是直面这样的一种状态,并把它放到阳光下暴晒。他对打工群体内心的自省和拷问,也因此就有了理性的现实的色彩。
 
       王二因了叶梦茹一句话,就想去找东江大学,他楔而不舍,寻找了十多天,碰上一个黑衣女子,他上前问话,却吃了人家的白眼,他居然瞬间就要给人家讲个故事,致使那黑衣女子,以调戏妇女罪将他送进派出所。这个女子就是西篱。王二后来被西篱耍了一把,在已停工两三年的东江大学的工地上,被西篱早也设置好的机关——鬼魂,吓得屁滚尿流。他不服气,反而跟踪西篱,发现她原来是公安局某处吕处长的情妇,被吕处长用手铐铐在床上欲行好事……王二解救了西篱,后来,居然将西篱的心也征服了,还打算将西篱从吕处长手里拯救出来,好在西篱自己离开了。这些细节,充分说明王二的机智与圆滑,也充分体现了这个人物内心的复杂性。
 
       可能是为了述说的贴近和需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展开故事,而整个故事过程,因为主人公市井小人物的身份,其述说的语气,从头至尾都充满了浓烈的市井意味,那些粗言俚语,不是小说家哗众取宠的手段。在周崇贤的视野里,市井意味的“粗”是表象,“细”或者说深意,正蕴藏在一个未知的深处。在这种“粗”的表象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社会边缘人无奈的内心世界,正处在怎样一个矛盾之中。在眼下的社会状态下,其实王二也知道,他是“下流”的,但他却坚定地认为,“我下流?我有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吃喝嫖赌的人下流?”是的,与东江市副市长胡高比起来,王二算什么呢,与东江市公安局某处长吕马脸比起来,王二又算什么呢?王二的“下流”,只不过是小说家为了揭露那些权贵的下流而设置的,是用来陪衬的。没有王二的“下流”,就揭露不出那些权贵的下流,没有王二的“下流”,就揭露不出东江市的下流,就揭露不出这个社会下流的现象和本质。要说王二下流,这才是下流的根源所在。
 
       因而,小说家只有用这种“下流”,来揭露另一种真正的下流,贪官污吏们的下流。但是,这种现象与本质,又不是随便可以说的,不是谁敢直截了当说的,因此,小说家才采取了这种调侃的方式。可以说,这种调侃,是一种黑色幽默式的调侃,是这部小说得以成功的关键,不然,这部小说就不可能面世。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那些真正的下流吧!
 
       陈希同、成克杰等人的犯罪过程,就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了,赖昌星等人的事,也不用再说,与这些社会上真实的案例相比,东江市的副市长胡高与吕处长等权贵,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我流浪,因为我悲伤》这部小说本意,可能不在于揭露这些小巫(相关新闻天天都有),而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可能——社会小人物的觉醒。历史表明,对统治阶级来说,底层人民的觉醒是可怕的。流民在创造历史,同时也可能改写历史。而王二以及王二的同命人——打工群落,就是一群没有生存保障的流民。
 
       胡高的岳父是高干,因了这点他一路高升。可他在东江市做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期间,以修建东江大学为名,贪污了数亿元人民币,眼看事情要败露,就指使吕处长杀人灭口,他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件罪行眼看就要瞒天过海,可他却嫌自己老婆老了,偏要与东江第一美女叶梦茹搞在一起,让老婆察觉。这也罢了,他老婆还能忍辱负重。可是,最难让人接受的是这个胡搞,居然吃着锅里碗里的,还三不要时到“天上人间”去,找俄罗斯姑娘鬼混。
 
       作为高干女儿,胡高的太太是可忍孰不可忍。但胡高毕竟是副市长,他老婆岂敢不要脸面站出来骂街?因而就想智取,弄到你在外面胡搞的证据后,再慢慢规劝。因而就有了神秘人物“老鹰”聘请王二侦察他的行踪的事发生。这个“老鹰”,原来就是副市长胡高的老婆。可胡搞真是胡搞,他居然一气之下就把老婆给杀了。一个共产党培养了这么多年的高级干部,做出这种种事件,岂止是谁下流?
 
       还有那个吕马脸吕处长,他把自己单位知情的司机杀害后,居然还霸占人家年轻美丽的老婆——西篱。五十多岁的人了,居然就用他手中的手铐,铐住西篱在床上行乐,而且也三天两头到“天上人间”找那些花姑娘消遣。与此同时,吕处长还居然公然在“天上人间”里,枪杀贪污东江大学工程款项的知情人。这些,都让“不怀好意”的王二看在心里,一清二楚。与之相比,究竟谁更下流?
 
       这都是不言而知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报刊杂志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纷纷落马,心里自然是高兴的,至少,我们辛辛苦苦为国家赚的钱,又会少被那些蛀虫蚀掉一些。国家法律、法制在不断健全,贪赃枉法的官吏的日子也在不断的不好过,因而,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私欲和“形象”,自然是要采取一些强硬措施的。这就让那些“知情人”得到了不应该有的结果,也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在《我流浪,因为我悲伤》中的东江市,这群贪官污吏更是猖厥得很。所以,多年来,这样一起经济和刑事犯罪的大案要案,被捂得严严实实。谁也料不到,最终还是让王二这个街头小混混,给揭开了这个锅盖。我想,这不单充分体现了王二的正义感,更重要的是,读者会因此而猛然发现,隐藏在小人物内心深处的品质。
 
       王二本来只是为一份工作受命去监视某个人的,可当他发现了那些贪官在大肆挥霍党和人民的血汗钱的时候,他突然就想犯罪(或者说复仇——小人物的命运使他不得不站到达官显贵的敌对面),想用黑吃黑的方式来敲诈一笔钱。不用说,他是极端的,也是可信的。后来却因叶梦茹的劝阻和感化,他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得到提升。他将手里掌握的,那些政府要员们荒淫无耻的录像带,通通寄给了东江市人民检察机关。我想,要是这宗大案件不是胡高杀妻,可能还一时半会儿得不到突破,而阴差阳错的,王二无意间就将这件大案给捅翻了。
 
       这种英雄式的壮举,是王二辉煌的见证;也是小说家特意将王二这个主人公的性格构思成这样的。要让王二成为英雄,就得要保护王二;要保护王二,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王二扮成一个二流子样,下流兮兮的,让那些权贵们,不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个流氓身上。因此,小说采用调侃式的叙述手法,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需要的,也体现了小说家的大智若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在东江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小说家没法采用严肃的创作手法来阐述这个故事,只有用一种调侃的手法来叙述,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
 
       王二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里是成功的。它高度概括了一个打工人的成长历程,也高度概括了打工队伍这个日渐壮大的弱势群体,正在渐渐觉悟的现象和本质,是一部打工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第二节、黑色幽默中蕴藏着小说家神圣的正义感
 
       《我流浪,因为我悲伤》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一个打工人勇于揭露权贵贪赃枉法的滔天罪行的英勇行为。在小说家笔下,主人公王二的形象,就是广大打工人的形象。小说家在这部小说中不单是想给主人公立碑,也是想给广大打工人塑像。主人公王二表现出来的勇敢其实也是小说家心中的勇敢,主人公的正义感,也就是小说家的正义感。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作家深入到群众中,“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文艺家要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周崇贤这些年来,一直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坚持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建设者——打工人的工作、生活、思想感情,坚持反映打工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把打工人苦难的生活历程,艺术地展现给世人,把打工人艰辛的生存状态和高昂的精神面貌,艺术地展现给大众。大师说,艺术从来都是主观的。在周崇贤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他主观的情感走向,有意无意间,他也会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糅合在作品中,使自己的哲学思想,在一个个人物形象中大放异彩。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正义感赋予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与非常典型的性格。《我流浪,因为我悲伤》的主人公王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打工人,是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者中一支庞大的不可或缺的队伍,也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他们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值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书特书的。
 
       从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小说家的周崇贤,也许他早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可是,他的骨子里,仍然怀有一种深厚的平民情结——打工人的工作、生活,思想情感,无一不牵动着他内心深处那根敏感的艺术神经。反映打工人的心灵轨迹和生存状态,把打工人苦难的生命历程展示出来,把打工人艰辛的生活现实和高昂的精神面貌展示给大众,这几乎就是他并不自知的追问。
 
       《我流浪,因为我悲伤》的主人公王二,以个性鲜明和性格特殊的典型艺术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个鲜活而平实的平民英雄,而且,这个英雄人物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与多年之前的样板戏英雄绝对不同,“高大全”式的英雄,是虚伪的,也是没有生命的。而王二,是平实的,有血有肉的,他极有可能就活在我们身边。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王二就像佐罗,就像黑郁金香,就像一切影视剧中打富济贫的侠客。他同情弱者,保护弱者;他疾恶如仇,藐视权贵。尤其是,当他得知西篱的丈夫,就是吕处长将其弄成植物人,而西篱,还不得不去迎合这个家伙的时候,他感到了人生的悲哀,社会的悲哀,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悲哀。因而他发誓,要狠狠敲诈那些权贵一笔,然后,将西篱拯救出那个火坑,不惜自己犯罪。虽然在叶梦茹的劝导下,及时中止了这种犯罪行为,但他非常不甘心,于是他又将那些足够让东江市震动的材料上交检察机关。所有这些,表现的不单是王二身上的正义感,更重要的是,王二的行为,平实得就像我们自己,也许这种事让我们中的谁遇到,也极有可能会像他那样揭竿而起。这个时候,我们不仅此于因王二而感动而解气,我们更应当感谢小说家——这个姓周名崇贤的四川人,他让我们找回了丢失多年的英雄气概。我们身上的正义感,假借主人公王二这个特殊的典型形象,终于得以实现。
 
       周崇贤是一个打工人出生,同亿万打工人一样,在感激着这个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也痛恨着那些贪赃枉法的权贵。他真的看不惯那些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大肆吃喝嫖赌的人民公仆,和剥削打工人血汗的暴发户——他们高高在上,不管社会底层打工人的疾苦;他们纸醉金迷,不管为他们贡献了青春或生命的打工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狼狈为奸,权钱交易,大肆侵吞国家财产;他们……
 
       周崇贤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不能像“人民的儿子”****那样,拨乱反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道路;更不能像真正的人民公仆朱容基那样除奸务尽,将那些大小贪官一一斩于马下。但周崇贤是一个作家,一个打工作家,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小说家。因而,他只有拿起手中这支如椽之笔,揭露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将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桎梏,一一剖析在世人面前,将阴暗角落里的蟑螂臭虫,捉到阳光下来暴晒,让世人去谴责他们的丑行,让道德法庭去惩处他们的灵魂。而我说的这些,也许都是作品的表象,透过表面,我们完全可以触摸到更多更深的东西。
 
       比如,在《我流浪,因为我悲伤》中,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的,差不多就是抨击丑恶之后的痛快淋漓。
 
       请看王二的思想和言行,从这些闪烁着火花的片段中,我们就不难发现,黑色幽默中蕴藏着的,是小说家的睿智和血性,它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精神处于一种释放状态,而内心却又是一怀正气浩荡。
 
       这年头,“那些大权在握公款嫖娼的官僚,一个个神气得狗鞭似的,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到处乱搞!”这话表现出王二骨子里,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僚的愤恨,充满了正义感。
 
       “我手里夹着一根香烟,很优雅的样子,在迪厅里东晃西荡,四处寻觅那些揣着大把钱温饱思淫欲的女色鬼。”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证明王二是一个正人君子。
 
       王二,就是这么一个游走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他的性格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言行中,达到了一种无比的和谐,就算不是小说家的高明,也当是人物塑造的成功。
 
       人民到底需要不需要桑拿?这个问题,王二是这么回答的:“你说人民怎么就不需要桑拿?可需要又有什么用?你掏得起小费吗?除了那些当官花公款的,以及那些牛B烘烘的老板,哪个桑拿得起!”这种回答看似平常,却代表了王二以及以王二为首的很大一批人的立场。这个时候的王二,发出的已不是一个单一的王二的个体声音,而是一个群体的声音。只是非常遗憾,这样的声音,直到今日,也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桑拿依然满街都是,桑拿房里的花姑娘,依然情色诱人,达官显贵们依旧开靓车搞美女……
 
       这些桑拿得起的人,“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无比高尚,随时随地挂一副正人君子的脸孔,背地里却干尽坏事无耻至极。”因此,就造成了“这年头,喝酒改大碗了,送礼改现款了,男女关系没人管了,据说社会风气好转了。”这只是一个农民式的黑色幽默,可他却“戳穿了这个社会冠冕堂皇的假象”。
 
       因此,主人公王二诘问:是谁犯下了罪行?是谁对党和人民犯下了罪行?是谁对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犯下了罪行?
 
       这些看似平实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家在塑造王二这个艺术形象时,他那种充满正义感的内心世界,一样在接受来自灵魂的拷问。也不难看出,小说家正高举着鲁迅式的投枪匕首,正鲜血淋淋地掷向这个七彩的世界。
 
       第三节、小品式语言中蕴藏着精妙的人生哲学
 
       在《我流浪,因为我悲伤》这部小说中,最有趣的,是那些小品式的语言艺术,以及那些民谣和手机短信,它们就像一缕清风,就像都市人紧张精神状态的调节器,使人在一种轻松状态下,体味到人生的哲学,这种哲学意味,就如日常生活中的一束束火花,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感受到一种轻松,一种乐趣,一种机智的乐趣。这些民谣以及手机短信和小品式的艺术语言,还有那一个接着一个的幽默故事,组成了一把具有强大穿透力的利剑,直插变革社会中阴暗的心脏,将那些肮脏的高级社会渣杂,一一挑将出来,暴露在世人的眼光下,使他们现出九尾狐狸的原形,让劳苦人民去诅咒、唾弃,让他们的灵魂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从这些幽默、智慧的火花中,不难感受到,王二给他周围的人们带来的乐趣以及愉悦,从而,使王二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突显在读者面前。王二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也因而愈加丰满。
 
       王二认为:“人生有两大悲剧,一大悲剧是我们为之追求了一生的东西却永远都得不到;另一大悲剧是,我们追求一生的东西终于得到了。”这话初初看起来,是矛盾的,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看待事物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对待,这句话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结合体,它们不可分割。
 
       在小说家笔下,小人物总是美好的,他们的身上,总会有着这样那样的优秀品质。比如,那个被东江权贵吕处长占有的西篱,她同样具有一定的深度,她对王二说:“要是哪一天你爱上一个人,那你就要学会接受某一天失去他的事实。人一辈子,能幸福一阵子就够了。”在人生的道德天平上,西篱无疑是一个被高高抛起的人,但是,一个弱女子,在面对某些人强加于她头上的人生苦难,她能怎么样?在看不到生活曙光的时候,她只能任人蹂躏。她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这个弱女子对社会的间接控诉。她本身有一个爱她疼她的靓仔老公,却被那些权贵陷害成了植物人,而她,在一边承受着权贵蹂躏的同时,一边又报复那些好色淫逸的男人,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面对王二的真诚,她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她对现实的绝望。这就是那些权贵带给社会的“贡献”,那些无法无天的权贵们,将把社会引向何方?他们一边高喊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一边却大肆践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抹黑,让祖国母亲蒙羞,紧紧踩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刹车,使社会主义建设这辆高速行进的快车时常喊速。
 
       民间创作的民谣,对这个社会非常具有概括性:“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后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九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这是一段形容人的等级的民谣,简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实中存在的不公平的社会差距。小说家把它引用到这部小说主人公王二的身上,不难看出其小人物的立场。
 
       王二在总统套房里看到那些外国小姐的时候,又触动了他的记忆,他突然想起一首民谣:“村干部喝烧酒,说骚话,做骚事;乡干部喝白酒,吃白食,摸白腿;县干部……市干部……省干部……”这都不难看出王二的思想态度。
 
       小丽是王二的追求者,她看到王二对她不屑一顾的时候,就想只要他对她好,她就再不干“三陪”小姐了,还回家教书吃皇粮。可王二并不买账,他略带讥讽地说:“靓女何须吃皇粮,酒吧坐台更风光,为钱哪怕羞和耻,如今笑贫不笑娼。”这句顺口溜看似王二随口道来,却不无一针见血的力度,他讽刺的不仅仅是这些个不知羞耻的“三陪女”,他还讽刺了这个社会,由此,它就具有了非凡的现实意义。
 
       王二在劝解表面上看起来清纯的叶梦茹最好不要混迹欢场时,他说了一段非常具有人生哲理的话:“好罐子一摔就破。可破罐子怎么摔都是破的。你看起来是好罐子,还是不要摔的好。”人们都常说“破罐子破摔”的话,但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将这句话更深入地阐释到如此程度。
 
       王二是这样来分析人的高劣卑下的:“一个人的高尚与否,并不在于他的内心有没有卑劣的念头,而在于他有没有将卑劣的念头付诸实施。”这也正好与古人的“论孝,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论淫,论行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好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丽在追求王二不遂的情况下,她黑着一张脸说:“王二,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老娘是可怜你才跟你来的!你这种打工仔,走在大街上谁看得上你?你以为你很干净很高尚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你他妈的连狗都不如!是啊,我是做小姐,我不要脸,我和很多男人乱搞,可那些男人,这个局长那个老板,哪个不比你他妈的强几十几百倍?谁说小姐没地位?官儿老板陪我睡。王二,你算个什么东西?人家都没嫌我脏你还嫌我脏?!”王二看了一阵小丽说:“不嫌你脏那是因为他比你更脏!”王二激怒了小丽,她黑着一张脸大叫:“你说,这个年头谁不脏?你说!那些来夜总会混的混蛋,他们哪一个不比我脏?可他们还是领导,还是先进人物还是优秀企业家还是国家栋梁,你说要是社会都让这种人掌握了,还有谁不脏?”这是一个妓女的质问,这是一个妓女在别人看不起她的时候,发出的质问,这种质问完全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也是触及人灵魂的。是的,我们谁都没有任何理由看不起谁,谁也不比谁高尚、伟大。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得干事,只是各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你可能位处高官,享受厚禄,那是社会分工不同所致,那是人民对你的信任,但是,你如果不为人民做好事,老是贪赃枉法,就得不到人民的尊重,人民就得骂你,你其实就妓女都不如。我虽凡夫走卒,地位卑微,对社会对人民所作的贡献不大,但是我遵纪守法,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我平凡得其所,我卑微得其所,人民也不会那么刻骨铭心地痛恨我。我虽是妓女,可我是靠“劳动”挣饭养活自己;你虽是高官,可你是靠喝人民的血汗来维持尊贵的。谁高尚谁卑鄙不言而知。这就是一个妓女的哲学,一个妓女的逻辑。然而,在我们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那种连妓女都不如的高官已经发现了不少,已经枪毙了不少。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个妓女哲学的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仅仅是一个妓女牢骚满腹吗?当然不是。
 
       从《我流浪,因为我悲伤》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妓女要挣一百块二百块的,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呀!比起那些嘴巴一动或者一个眼神就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收入的当权贪官来,谁辛苦?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那些贪赃枉法的权贵,没有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款,就没有妓女生存的空间。
 
       清纯美丽如叶梦茹,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照样是东江权贵胡高的玩物。小说家借助王二这个特殊的典型人物形象,究竟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那就是,如果腐败不除,社会将不得安宁,但消除腐败,不能让像王二这样的打工仔,冒着生命危险来肩负起这等重大的责任,必须要那些当权者自律,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法制秩序。这样,我们社会主义的天空就会更加的蓝,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会更加的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更加的快。所以,以后,像王二这样的流浪者就不会再感到悲伤了。
 
       也许,这就是小说家透过《我流浪,因为我悲伤》这部小说,要告诉我们的主旨。
 
       第四节、艺术构造的缺憾
 
       不可否认,周崇贤在《我流浪,因为我悲伤》这部小说的艺术构造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尽管这是一部我看好的,有着批判现实主义意义的佳作,它深刻无情地揭露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真实现象,但它仍有不足之处。
 
       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看,过分地运用了民间的民谣、手机短信、谚语以及俏皮话,致使王二这个人物形象,过分的玩世不恭了一些,在引用这些民间语言艺术的时候,某些地方还不能做到恰如其分。尽管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有黑色幽默的艺术效果。可是,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使其精髓淹没在大量的俏皮话中,虽然对了广大读者的口味,却让一些严肃刻板的学者与批评家们摇头。因而,他们可能不会看完就下定义,说这是一部很一般的作品。这就失去了雅俗共赏的机会。
 
       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本来还可以延伸的,却到那精彩之处就嘎然而止。作为艺术家惯用的手法,这样处理未尚不可,但要在后面的衔接中找到回应,那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叶梦茹本来是胡高副市长的情人,为什么她却要主动向一个才认识不久的打工人王二,说起东江大学这个敏感的话题呢?叶梦茹是不是很想成为胡高的正式夫人?是不是憎恨胡高玩弄她的感情?这里没有阐述,以后的叙述中也没有阐述,仅凭叶梦茹临走时对王二说:“你会去东江大学找我吗?不问我的名字也能找到我吗?”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把这个故事的关键部位给一笔带过了。
 
       从人物性格的成长来看,主人公王二,无疑是一个多重性格的典型人物。在玩世不恭的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智慧;在游戏人生的背后,我们还能看到他的深刻;在流氓习气的掩饰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善良;在流里流气的外表下,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凛然的正气;在憎恨官僚的同时,不无透露出同情弱者的美德。他常常拣最恶毒的语言,来诅咒那些为官不良为富不仁的人,也常常挖空心思,用最难听的话来讥讽那些好逸恶劳的“三陪”。他执著,但是不惜手段;他聪明,但是不失憨厚;他能干,但是不失毒辣。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复杂完美的人物性格,才让我再三挑剔。
 
       比如:他为什么在叶梦茹给他一句玩笑话的情况下,就那么执著地去寻找东江大学呢?是因为叶梦茹的美丽让他割舍不下吗?显然不完全是。结果就在于,正因为他执著地寻找东江大学才引出后面这一连串的故事情节。这里看起来有些突兀。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我还没真正看懂这部小说的蕴含所在。小说家实际上就是要利用这样关键的、一个被他一笔带过的细节,来带出整个故事的发展,从而完善主人公王二这样一个特殊的典型艺术形象。
 
       另外就是在网络上巧遇地狱天使——西篱,到发展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救出西篱的过程。这当然可以说是王二的善良和同情心,以及责任感使然,或者说也是他对事物的执著精神使然。但在我看来还是有些牵强的成分。
 
       寻找东江大学和在东江大学工地上遭遇地狱天使,这都是为了带出东江大学工程建设中那数亿元巨款被人贪污的事实,呼应前面王二为叶梦茹一句话,就满世界地寻找东江大学的情节。但是,在这个铺垫的过程中,终究还是缺少让人信服的充分理由。这两个细节其实是作品非常关键的部位,小说家在其艺术构造的过程中,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故意如此而为之?这是创作手法上的“留白”艺术吗?我以为,这应当是周崇贤在艺术实践中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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