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在小说家的笔下，
是空灵感性与理性震撼的载体
——赏析中篇小说集《那窗.那雪.那女孩》
鄢文江（文学评论家，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得主）
作为小说家，探讨人性最惯常的手段自然是以感性的触角为经，以空灵的艺术为纬来编织时空与心灵交汇的艺术实践，从而达到理性的审美效果。小说家笔下的人性，通常根植于这样的艺术实践中，以至于文本被阅读者欣赏时，根据阅读者不同的欣赏水平，产生不同的审美效应，从而让文本散发出高雅纯正的艺术品味，使阅读者的心灵受到震撼。实现这一艺术实践的载体，往往就是人性。小说家在探索人性、解剖人性的时候，也时常会借助一些艺术的手段来进行演绎。自然，人性就被作为感性的空灵与理性震撼的艺术实践的桥梁，时常被有成就的小说家所利用，利用感性的思想营建空灵与虚幻的艺术实践来演绎人性，诠释人性，从而使阅读者在理性的艺术世界里感受到一种心灵震撼的审美效应。
我们在阅读周崇贤的中篇小说集，《那窗那雪那女孩》的时候，就不难得到这样的审美享受。
作为小说家的周崇贤，我认为他的中篇小说是最能代表他的文学成就的。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仅仅因为他的中篇小说《那窗那雪那女孩》（单篇），获得过广东省青年文学最高奖——新人新作奖，也不是仅仅因为那些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曾经在国内那些有名的大杂志上发表过，而是说他的中篇小说，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度，都有了相当高的水准。尤其是中篇小说集《那窗那雪那女孩》里面的那些篇什，都无一例外地探讨和挖掘了人性深处的隐密，读来简直就有一种震撼人心灵的审美效果。在阅读者的审美过程中，很多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发自内心地生发出一种欲哭无泪而酸涩的痛楚，沉重而揪心的悲伤。
在这个集子里的某些篇什中，小说家采用了空灵感性的叙述手法，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娓娓道来，使阅读者在对作家的文本进行再创作的同时，得到一种空前的审美享受。那么，是什么使得周崇贤的小说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呢？是小说家对人性的解剖，对人性的诠释。尤其是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人性，小说家对其解剖得深刻彻底，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黑头绳 飘起来》中，故事本来要说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六、七十年前，那些为了妇女的解放运动而梳起发髻的“自梳女”的悲剧人生，可小说家却将故事安排到九十年代一对打工姐妹的身上，而这两位打工妹又是厂长和经理的情妇，这就赋予了前者悲剧人生的现实意义，也赋予了后者悲剧人生的历史对照。前者的悲剧在于那种对人性残酷的压抑，对女性心灵的摧残与迫害；而后者却恰恰相反，由于时代的不同，观念的更新，她们对性的无度放纵而最终遭致身心的双重迫害与摧残，隐含着人性的可悲。二者的不同在于时代与观念，而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金钱与自愿。前者因为有钱自立，不依靠男人生活而发誓终身不嫁，最终饱受人性的折磨；而后者却是因为无钱而不能自立，不得不依靠男人这种捷径来达到享受生活的目的，从而受到人性的摧残。无一例外地，她们都逃不脱人性的折磨与灵魂的拷问。前者拷问的是自己的行为之于人生是否值得，是否有意义，虽然那个曾经是“自梳女”的老妪，已经与这个世界“天人合一”了，心态平静了，但这些个都是表面的，不然，她为什么每天清晨，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趿着那双象征自己身份的“木屐”，“的哒的哒”地准时而有序地穿梭于小巷？而后者，她的灵魂就更得不到安宁，尤其是以李迎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她的灵魂所受到的震撼就更是触目惊心。她在“自梳女”老妪的“木屐”声中彻夜不眠，在那个“喜欢跳河”，而最终在一个洪水天跳下去后，就没再起来的瘦老头儿，长时间亍立于桥头的身影中，一天天的形消骨立。她甚至于预感到了那个老头儿就是在那一天跳下河去了就将不可能再起来，因此，她冒着瓢泼的暴雨追出门去，想拯救他，却最终自己病倒在途中。其实，她要拯救的不是那个老头儿，而是她自己，尽管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样的行为到底是为什么。
“自梳女”的象征，除去她们脚下长年累月穿着“木屐”和头发盘成髻以外，最形象的标志就是头发上缠着的黑头绳。“情妇”李迎和宋瑶她们头发上都缠着黑头绳。这就给这两个故事找到了联结的契机。小说家就是抓住这一表象切入主题，进而演绎出这个两代女人的悲剧人生的。
“自梳女”是不能谈婚论嫁的，可作为一个青春女性，不可能将心底的渴望抹平如一面明净的湖水，当她暗中看上了已婚的青年时期的“瘦老头儿”时，却得不到世俗的理解，因为她们的特殊身份。最后相思成疾，投河自尽。可“瘦老头儿”最终知道了她的这段真情，便时常站在桥上，时常跳下河去打捞，天长日久，“瘦老头儿”真的成了瘦老头儿，却在那个洪水暴发的下午，再也没有起来。这样的故事还能不让人刻骨铭心，还能不震撼心灵？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望和等待，是怎样的让人悲痛萦怀？那个“自梳女”老妪，直到晚年还坚持每天走在清晨的小巷里，去寻找年轻时的经历与感觉，又是怎样的让人震憾？因此，在人生的沼泽里，苦苦追寻着心灵的解脱与自救的李迎，就彻底地遭遇了这种灵魂的震撼。因此，她大病了一场，她从此“默默无言，她隐隐约约地感到：/黑头绳随着时间洪流，在历史的长河里苍茫远去……”一根黑头绳，带出两代女性的人生悲剧，也揭示了两代女性心灵深处隐藏着的悲哀的人性。
小说家将时空界限省略在空灵的语言里，将感性的思想贯穿于细腻的情节中，淡雅简练地给我们叙述出了这个关于两代女性悲哀的人生故事，从中剖析了人性的历史性悲剧。他没有直接去深刻解剖上一代女性“自立”的根源与背景，也没有去严厉遣责这一代女性堕落的原因与无奈，只是让这一代女性的堕落来反衬两代女性的悲哀，让这一代女性直接走到前台来反思自己的和前一代女性的人性悲剧，从而达到控诉世间一切丑陋的成因的目的。小说家是用一种隐形的手法，来解剖两代女性的人性悲剧的，而且解剖得相当深刻，只是，阅读者要用心才能看出来罢了。
《黑头绳 飘起来》，发表于1996年2月号的《青年作家》，编辑在编发这部中篇小说的时候，曾给予过极高的评价（此处不赘），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小说家的周崇贤，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这部中篇的成功之处，在于挖掘了历史与现实之间，两代女性相继走入一个人性怪圈中，不能自拔的历史性悲剧，并以人性作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以空灵感性的语言构架叙述视角，让读者在理性的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第一节、人性还体现在劳动者的善良与执著中
《我要活——下——去！》是一部小中篇，发表于1997年12月号的《作品》。这部中篇的题记是这样写的：“我们是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活下去！”主要讲述的是打工妹吴媚与台商老板聘请的流口水刘厂长之间的斗争故事。故事的亮点在最后，那个劳动监察大队的队长以生命安全为代价，终于几经周折拿回了吴媚等打工妹的工资，却找不到已经沦为拣垃圾的吴媚时发出的感叹。
吴媚不是天生丽质，却在这个厂里是几百名打工妹中的姣姣者，这样一来，就无可避免地要遭遇色狼厂长流口水的亵渎。可是吴媚意志坚定，不贪图金钱，不屈服于流口水的淫威，最终粉碎了流口水的意志防线。在厂长流口水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不能得呈时，便丧心病狂地以三千元为诱饵，收买自己的情妇宋四妹，要她设法让吴媚裸身给他看。宋四妹开始照办了，后来觉得不对劲，良心发现，关键时刻粉碎了流口水的阴谋。流口水没有得呈，自然要拿吴媚出气，就横挑鼻子竖挑眼，专找吴媚的茬，以至于折磨得她哭天无路哭地无门。但吴媚以一个女人的坚韧和顽强，以及不亢不卑不急不恼的态度对抗，最终，“让厂长流口水从脚板心里生发出一股寒气直冲脑门”，不寒而栗。他觉得这个女人面对残酷的折磨还如此平静，而这种平静的后面好像暗藏着一股杀气，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使他胆寒，使他坐卧不安，使他真真切切感觉到了，自己灵魂深处那种肮脏与卑鄙，使他不炒掉她就觉得自己无法呼吸，无法生存，无法面对自己的祖宗。因而，他不得不胆战心惊地炒掉了吴媚。
但吴媚要工作，要吃饭，炒掉了又没收到几个月的工资和数百元的按金，她的忍耐就到了极点。她决定告这个无良的厂长，她要为全厂几百名姐妹出一口恶气。可是，在那个《劳动法》刚刚颁发的年代，很多老板厂长还拿它当手纸擦屁股，根本不把这部国家的法律当一回事。羸弱无助的吴媚，能告赢这个流氓出生的地痞厂长吗？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不能！可吴媚不畏强权，她先是到劳动管理所，却被人像踢皮球一样踢到劳动局，劳动局又一脚把她踢到劳动监察大队，最终，在劳动监察大队才有了一个人接待她。几个月下来，这个时候的吴媚已经神智不清，只能勉强叙述清楚事实经过。接待吴媚的这个人就是大队长。之于一个劳动监察大队的大队长，“他几乎没有一天不与这类劳资纠纷打交道，麻木了，很少感动”，但当他听说这个台资厂近乎酷刑般的体罚工人，近乎狼一般地喝工人的血汗，克扣盘削工人实在太离普了，当他看到这个神智恍惚的女孩，也有了一些同情，他说：“我先给你找个厂吧，你看你，就算把工资追讨回来，也不够你上访花去的费用。”而吴媚只说三个字：“不一样”。就是这三个字，大队长的心灵就震撼了，因而，他下决心要以这三个字为突破口，为打工人出一口恶气。可是，几百人的工厂，就吴媚一个人来上告，几千多块钱的案子，也不好着手办理啊。其余的打工妹早已各奔东西，调查取证都难，再加上这个流口水，是当地一个大流氓，要搬倒他也决非易事。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吴媚近乎绝望了，走投无路的她不得不靠拣垃圾为生。可是，她没有想到，因了她的执著，让一个大队长冒着生命危险，为她解决了这件实在是不可能解决的案子。可是，这个时候的大队长，却打电话将全市的用工单位都查遍了也没找到她，其他人都一一回去领回了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的工资，可就是找不到这个告状人。
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让新闻记者嗅到了报道价值，当他们去采访这个大队长时，面对记者的镜头，大队长张口半天说不出话来，禁不住眼眶潮湿：“我找不到吴媚，我打电话查遍了所有的工厂企业都找不到，我只想对她说，在我们这儿，有些很简单的事办起来很难，但我在努力……”
“记者不明白：‘请问吴媚是谁？’”
“大队长抹了一把泪，说：‘这个案子唯一的上访人。其实她不是为那点工资上访，我感觉得到。本来这种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根本就管不过来，我们做得不够，但记者先生，在我们国家，许多一目了然的事处理起来，往往越弄越复杂。不怕你笑，我一个劳监队长算什么，刚才你都听到了，被告还扬言要我的命哩。你看，我辞职书都写好了，我不干了。记者先生，你们路子广，消息灵通，哪天找到吴媚姑娘，告诉她，我硬把这台帝厂的事拿下来了，希望她好好的，活下去……’”
我之所以复述这段话，是因为我被这段话深深地感动着，我相信，像我这样打过工的人，都会为这段话感动着。我的灵魂因为这段话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也相信，打过工的人都会为这段话受到强烈的震撼！（1995年夏天，我也遭遇了这样一件事，也到劳动局告了，可是我们只拿到了一半工资，还有一半至今都没收到！）
2003年11月25日《广州日报》第二版曾有报道：截至目前为止，“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达1000亿”。1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这还不能说明有多少无良的老板在吸打工人的血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9400万农民工，这就是说，平均每人被拖欠了1000多元的工资。在那些人民公仆一次又一次的涨工资的时候，我们的打工人，却连区区几十几百元养命钱都拿不到手，这难道还不够让人沉痛吗？！同一天的《羊城晚报》，还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副标题：“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已经威胁到社会安全”，这说明了什么？难道真的是耸人听闻吗？
然而，像这个大队长这样的劳动监察大队的大队长实在是大少了。好在我们的小说家将这样一个人物刻划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在几近绝望之余，也看到了一些希望。这个在小说家笔下只出场短短两次的大队长，就这样根深蒂固地长在了我们打工人的脑海里，让我们一代打工人牢记一生一世。
吴媚姑娘与大队长，都是人性善良的化身。这样的人性刻划，在好多牛皮哄哄的作家笔下，都是寻不到蛛丝马迹的。
这部中篇小说集，阅读起来虽然让人沉重，但却能从中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辉，使人在沉重之余，产生一丝丝希望和力量，不至于让人哀莫大于心死！
这是小说家周崇贤对于一代打工人最大的贡献（这句话要细细体味才有味）！
第二节、打工人的生存状态，不应该只是小说家关注的焦点
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无可回避的矛盾问题。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将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作贡献，尤其是手工业和服务行业，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全面改革的中国，这个以打工为前提的群体，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强大，这个越来越强大的群体，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劳动大军的中流砥柱。他们创造的劳动价值与经济价值，将会给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带来更大的财富，而这些获得了更多财富的人，掌握了致富秘诀后，还会更“精确”地去赚取打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两极分化也更为突出，相比较之下，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尽管政府已经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平衡这一现象的发生，还是无可避免地要拉大这之间的距离。
另一方面，金钱和利益的驱使，致使老板无视员工尊严与人格以及生存状态的现象也在不断加重。再加上打工人文化知识、社会见识、劳动技能以及生存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等等各方面的缺陷，导致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水平的低劣与恶化，与越来越富有的人们之间拉大了距离。
这个群体越壮大，这个群体的成员就越复杂；成员越复杂，不良习气就越重；不良习气越重，就会越让那些文明人瞧不起；越让人瞧不起，就会越受到人们的鄙视、欺负，甚至于人格尊严都会受到更严重的践踏。所谓一颗耗子屎打坏一锅汤，打工人中哪怕有万分之一的人干了违法乱纪的事，在某些中国人的思维定式里，就是“打工人”常干（或者专干）违法乱纪的事。然而，打工人这个群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哪怕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年来，打工人自毁形象的事确实不少，在不是打工人的群体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导致不是打工的人对打工人的欺负、冷漠、侮辱、打击甚至无端被剥夺生命权利的事时有发生。
打工人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这些。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在2003年11月中旬，著名主持人张绍刚先生，曾主持过连续两期关于民工生存状态的特别节目，那些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为城市建造了一幢幢大厦，自己却只能住在用油毛帖搭建的工棚里，与苍蝇臭虫为伍，还收不到自己辛苦一年的工钱。
民工，时髦一点的称呼实际上应该是打工人，只是很多人不愿意给他们这种稍稍雅一点的称呼而已。解决民工问题，从根本上还得首先改变国人的观念。国人的观念不改变，打工人永远是民工，永远是奴隶的别名！前段时间，还从报纸上看到某些地区政府专门规范农民工的称呼，从而避免直观性的侮辱。工人这个名词，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思维和视野。然而，农民工越来越多，如果老用“农民工”、“民工”这样的明显带有侮辱性的名词，来称呼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实在不妥，规范一种专用称呼倒是多少能够体现一下对这个群体的尊重，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归根到底，还得从根本上重视打工人的人格尊严，以及生存状态与切身利益，否则，“威胁社会安全”的话，就真的不是“骇人听闻”的。
好在现在很多单位，都在重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了，尽管有很多的关心只是停留在表面，都好过那些欺负他们的现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逐渐重视这一层面的人的生存状态，这说明社会正在逐渐进步。是的，一个政府靠什么支撑？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谁？劳动人民！亿万打工人就是支撑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石，能不重视吗？！我认为还重视得不够。《劳动法》早在上个世纪的1995年5月1日就颁发施行了，可这部法律的执行情况呢？再说，从严格意义上说，《劳动法》还不能真正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它那些条款都实在是太概念化了，真正能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还应该制订一部《劳工法》，以纯粹保障劳动者权益为出发点，彻底体现政府和老板对打工人的人文关怀，从实处细处规范打工人的权利和义务，让打工人，政治经济上都确实感受到党和政府，是把他们当成祖国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员，使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地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当然，小说家周崇贤，在他的作品中反映的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是从个体着手的，是从“借一斑窥全豹”的艺术视角反映的。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小说家的艺术创造性和社会影响力。他在《生存状态》这部中篇里，给我们营建了一个荒诞而真实的艺术形象——幺金与青青夫妇短短一生的生存状态。这对夫妇的生存状态，是具有代表性和艺术震撼性的。幺金与青青之所以结为夫妻，是中国人古老而传统的思维作祟——不打不相识，也可以说是青青高举女性主义旗帜，反抗男权主义的压迫和欺凌的过程。青青原本是一个工厂里的本份打工妹，一个淑女，让幺金这个流氓给糟蹋了。倔犟执著的青青，没有像一般的女孩子那样，立即去上吊跳河自尽，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以惊人的耐力等待复仇时机，最终一步一步地将幺金置于死地。青青被幺金一伙轮奸后，她采用了“深入虎穴”的策略——嫁给为首的幺金，然后，在某个夜晚，将他那作孽的命根给废了。对于幺金来说，这还不要命，要命的是这个时候青青居然怀孕了，怀的是老房东的种。可这个老房东，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比幺金还要流氓的人，就是现在，孤身一人的他，都还没人知道是用什么手段谋生的，这就增加了神秘感，让幺金不敢造次。然而，青青的复仇计划还在进行，她将幺金妹妹一对还算恩爱的夫妻拆散，并成功地挑拨了他们兄妹之间的关系，弄得幺金众叛亲离。这几年间，青青从工厂里出来后，就一直在幺金的操纵下以卖淫为生，以卖淫来养活女儿，以卖淫来供幺金挥霍。这是一种互相报复和互相摧残的手段，这样的相互报复使青青的复仇计划实现得顺理成章，轻松自然。无论是青青报复幺金，还是幺金折磨青青，都完全是一种人性的摧残，致使青青更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来暗中更残酷地报复幺金。这样的报复导致恶性循环，最终双双毙命。青青再也受不了啦，就提着菜刀砍下了幺金的脖子。青青完成了她整个的复仇计划，她再也没有继续活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的理由。也许青青并不想死去，可当她听到女儿突然开口说话，灵魂就猛然间受到了震撼。女儿原来是会说话的？那么从应该说话到现在，她为什么不说话呢，难道是她早已看透了这个世界，早已看透了由父母展现在她眼前的这个肮脏的世界？那么，活下来干什么呢？活下来让政府枪毙吗？活下来让女儿长大了报复再自己吗？青青看着女儿，眼里没有怜爱，有的只是恐怖。这时候的这种恐怖是对人生的绝望，是对人性的绝望。一个残酷的复仇妓女与两个流氓男人（或者说无数个男人）生下的女儿，母亲有勇气活下来看着她长大？
最成功的神来之笔，是青青与老房东之间生的这个小女孩和老房东的猫。小女孩三岁多了不会说话，在母亲青青与父亲（名义上的）幺金走向末日的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小女孩居然开口说话了，这就揭示了灾难的降临是那样的具有预示性。凶案发生了，这些都不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能制止的。小说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小女孩去了哪里，也没有预示小女孩的命运，从此便没再提起，而是让房东的猫出场结束这个血腥的故事。猫在这个时候烦躁不安，闯进冥寂的房客房中，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两个人，发出凄厉的呼嚎，给这个悲剧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这个故事揭示的是幺金与青青夫妻的悲剧人生，但又不仅仅是这对夫妻的悲剧人生，它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它揭示的这种社会现象，不仅仅是现实社会里一对法盲的无知行为，它还揭示了这个社会，为这对法盲走向毁灭之路提供了坚实的拐仗，给这个悲剧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小说家把上述这些东西全部隐藏在了字里行间，并没有表露出来。让那种时空交替、虚实交汇、心灵展示的叙述视角，把完整的故事撕裂成一块块碎片，让读者按照自己的能力重新拼接，在这种拼接的过程中，完成对文本的再创作，从而享受到一种阅读艺术的美感。再在这种再创作的享受过程中，体悟到小说家在文本里真正想要告诉读者的主旨。
第三节、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 到处去寻找家园
这是周崇贤收集在《那窗那雪那女孩》这部小说集里的中篇小说《心情不好》，开头作为题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诺瓦里斯说的。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我不知道诺瓦里斯是谁，但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小说家用到这里也非常贴切。
我们不难看出，《心情不好》这部中篇是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它描写了周崇贤打工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这个阶段是老周人生转折点，是他从工厂走出来后，在一家广播电视报里遇到的事。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把这部中篇说成是小说家的自传，它里面透露出来的人生哲学和主人公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也不仅仅是小说家本人个体的真实写照了。故事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打工记者在求职与工作中遇到的麻烦，但它却涉及到一个社会的体制问题。一个没有文凭的打工人与那些手持大学文凭的国家干部，在待遇和贡献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可以说这部小说深刻揭示了这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中国的政治制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
政治文明，是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上才正式提出来的政治术语，政治制度的改革，也是这一届大会才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全国上下都还没有提到这样一件重大的事。但我们的小说家，凭借着“春江水暧鸭先知”的敏锐，就已经在这部中篇里，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当时政治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发牢骚，实际上，小说家展示在文本里的道理，是很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四岁的儿子，到医院里去看病与护士小姐那段对白，更是让人流泪：“针头插在他瘦得皮包骨头的手臂上。他旁边床上那个比他大的孩子却放声大哭。儿子却若无其事地跟着‘数学宝’练加减口诀，护士小姐好奇地问：‘小朋友，你怎么这么爱学习啊？’孩子十分认真地回答：‘爸爸说啦，不爱学习就考不上大学，今后就找不到工作，就没钱吃饭，我病这么多，上医院也没钱。’护士被吸引住了：‘读了大学就有钱吗，要是读成了书呆子怎么办啊？’‘爸爸说，读了大学，还要读烟酒（研究）生，还要考博士，今后就有钱啦，生病花了钱，国家有报销。爸爸说，书呆子也不怕，也会分（配）工作的。’‘哇，小朋友懂得真多啊！今年几岁了？’‘我都四岁啦！’”
“我在门口听到这一席对话，一脚拐进了洗手间。我在诅咒自己的同时，又想跳起来像狼一样仰天长啸！孩子，我的孩子，原本我是不应该将这些东西强加给你的呵！”
那么，他强加了什么东西给孩子呢？
他拿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和一大叠资料，同《屏声报》总编一起来到广电局长办公室，局长翻看了资料，没发现大学文凭，就差点丧失了这次应聘的机会。在总编苦口婆心的恳求下，局长才勉强同意收下留用。后来工作相当出色，为报社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总编不忍心看着分房等等福利待遇没有他的份，就又去向局长恳求，哪怕分一套旧房子给他也好。可局长是坚持原则的，旧房也不能乱分，尽管单位因为搬了新房，空出了十多套旧房。政策不允许！因为没有文凭，所以不算人才；不算人才，就没办法享受这些待遇。要想享受这些待遇，就得拿来文凭，可文凭又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拿来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有户口。可是，不是人才，要拿户口就得花钱卖，一个户口就得七八千。为了有一个家，砸锅卖铁都得将这套旧房拿下。可是，当他花一大笔钱卖来了户口，分房政策又变了。那套旧房虽住上了，却每月要拿出近千元的房租费。新的房改政策出台过后，福利待遇反倒还不如以前，同那些吃“皇粮”的一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样的事还不令人诅咒，还不能让人沮丧？你要是遇上了心里还能没点牢骚？因而就引发了很多感慨，很多“牢骚”。我们就是从这些“牢骚”和感慨中，看到了他的无奈，看到了小说家对这个社会的解剖。
“我们干着相同的工作做着相同的贡献，我们多交百分之二十的房租，少收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我们任劳任怨拼死拼活，而到头来一无所有……”这样的“牢骚”不是事实吗？不就是一纸文凭吗？有文凭者躺在文凭上，享受国家优厚的待遇，跷着腿什么都做不好也享受高级待遇，没文凭者埋头苦干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待遇差距这么大，这难道不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制度吗？那些文凭是怎么来的？大学是怎么读的？人才是怎么形成的？不也是国家花钱培养的吗？国家培养他们读了大学，自然就成为人才了，自然就有了文凭了，自然就可以向国家索要高级待遇了，自然就比没文凭的人要少干活多拿钱，要高人一等。更有甚者，在唯文凭是人才的幌子下，不少人拿着假文凭也享受国家高级待遇。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社会制度？这是怎样的一种扼杀人性的现象？这样的制度不改革行吗？好在现在读大学都不是国家出钱了，好在现在人事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完善、进步，好在现在国家已经在清理那些假文凭了，不然，国家的前途堪虞！改革开放如果忽略了这一块，就很难保证已取得的成果被这些老爷们窃取。这就是小说家要表达的主题，他高屋建瓴地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社会变革时期存在的弊端。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中，任何制度都必然要经过一种阵痛才能走向完善的辩证原理，虽然他就是这种阵痛中的牺牲者。这是小说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人的良知，促使主人公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牺牲。
小说家在小说最后写道：“国家为什么穷，就是因为白白养着的人太多了，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结果宠坏了一大批原本可以有所作为的人，谁都在为考这个文凭，争那个资格，像范进一样，胡子老长了还要为考试而苦读八股文——等挣够了本钱，就笑哈哈地架着二郎腿，躺在学历、职称、资格上拢着双手不干实事当阿混，天要垮就让它垮，怎么着也有国家养着。好像人之学习不是为了工作、创造，而是拥有资历享受。”“我从总编忧伤的安慰中走出来。我走在早春料峭的春寒里。我抹了一把泪水深深地呼吸……”
从前一段话中，小说家深刻解剖了国家穷的根本原因；从后一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主人公的悲哀。但这绝不仅仅是主人公一个人的悲哀，也不仅仅是小说家一个人的悲哀。
小说家将国家穷的根源找到了，却又将希望寄托在下岗上，又想到下岗中那些不明不白的猫腻和社会现实，又陷入一片迷惘中。下岗下的是工人，真正搞垮企业的人是永远也不会下岗的，他们将这个单位、企业搞垮了，又会到另一个单位、企业去再继续搞，直到将国家经济彻底搞垮为止，政府才去抓几个出来，杀一二个做做样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小说家能不迷惘吗？
这部中篇里，总编这一人物塑造得好，她不仅是一个关心下属的好领导，还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干部。她的善良和能干，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个人物是这部中篇的闪光点，体现出了人性光辉的一面。
老实说，在小说家周崇贤的笔下，像总编和《我要活下去》里面的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这样的人物是很少的。这倒不是说周崇贤不善于正面歌颂正派人物，不善于正面描写正派人物。在多数时候，他将正派人物的描写淡化了，着重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以鞭策假恶丑为目的，从而达到歌颂真善美的效果。这是小说家的一种创作风格，也是体现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严肃态度。也可以说，小说家在六七百万字的创作实践中，没有单纯地将传统观念中的“好人”和“坏人”抽象化。也就是说，“高大全”式的人物，在小说家全部的创作实践中是不存在的，小说家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多样化性格的人物，就是上述两个典型的“正面人物”，也不完全是没有缺点的。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原形的形象，是能让人信服的形象。
周崇贤的小说大多都是以流浪为主题的。流浪异乡就意味着远离故乡，远离故乡的人都有一种乡愁，这种乡愁在小说家笔下描写出来，让人刻骨铭心。《心情不好》中的主人公“我”，为了寻找自己的家园，付出了多年的心血，最终还是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而像“我”这样，打工人中的佼佼者都是如此，还有数以亿万计的普通打工人就更不用说了。
第四节、典型的景物描写让一个普通的妓女充满神秘色彩
中篇小说《那窗那雪那女孩》，赏析起来是一部难度比较大的作品。这个概念的产生不是说这部中篇曾经获得过广东省青年文学最高奖——新人新作奖，而在于这部中篇的叙述视角比较特殊，它既不同于长篇小说《我流浪，因为我悲伤》，也不同于前所赏析过的别的作品。可以这么说，这部中篇，是周崇贤创作生涯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以为是这样的事实。尽管他还有不少短篇小说曾在大杂志上刊登，并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全国性的权威选刊选载。
周崇贤的小说，在叙述视角上采用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将自己的心灵融入到故事情节中，并将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分解融汇到情感的、主观的、甚至于恍惚迷离、是梦非梦的倾诉之中，这种倾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而是倾述。可以说，周崇贤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倾述，他区别于传统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区别于先锋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艺术技巧。在中国文坛目前的文学作品中，他所创作的多数小说，语言独树一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倾述。这种倾述式的语言艺术，是周崇贤特有的艺术技巧。他倾述人生的艰难，人世的艰辛险恶，他倾述对爱的渴望，满足的痛快与失恋的痛苦。周崇贤小说倾述的对象，并不拘泥于职业，而注重于对象的人性解剖，他往往是将最美的心灵放置于普通大众不耻的职业上，反映他们恍惚迷离的思维特征和心灵感应。
在周崇贤几百万字的小说中，有不少篇什写过妓女，但是，写得最美的，是《那窗那雪那女孩》中的女主人公喻小蒙这个人物形象。能将一个妓女写到这种不动声色的程度，很不容易，你要是不认真阅读文本，就很难发现小蒙是妓女。小蒙是在一场大雪中降生的，她的命运似乎都跟雪有关，在她三岁那年，也是在一场大雪中，让小蒙蒙上一层神秘面纱，至此，到她长大成人，与她有关的几个男人女人，都几乎知道那场大雪，和那扇朝东而开的窗户。那场大雪和那扇朝东而开的窗，以及那个蒙上了神秘色彩的女孩，是这部中篇小说的灵魂。小说家无数次地将这种典型的场景，采用梦幻般的语言，在时空交替的艺术处理中，亦真亦幻地表现出来，让读者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梦幻般的审美享受。
潘世宝原本是喻小蒙的哥哥，体现这层关系的场面却很残酷。小说家将它安排在酒店里，喻小蒙以妓女的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潘世宝的眼中时常出现那场罕见的大雪，和与那场大雪有关联的女孩儿，这些梦幻般的思维碎片，致使他在遭遇小蒙的时候，最终没有踏进人性伦理的泥沼中，仅此一点，就将人性的无常与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作品就显得比较完美，也很有个性特征。
从喻小蒙的出生到出走，一种神秘的气氛就围绕着主人公不停地转，阅读第一遍，你还以为这是一个带着神话色彩的故事。可是，到小说结束了，也没看出故事中先前营建的神秘氛围，给主人公喻小蒙带来什么惊天动地的命运转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结构，在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中，似乎不太说得过去，也很让人费解。然而，当你再读时，就不难发现，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能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呢？仔细想想，人生其实就这么回事，其实，这只是小说家所营建的艺术效果，也就是小说家所要的效果。同时，也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中自身的一种期待效果。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是小说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和完善的，因了这种共同创造，一部具有最佳审美效应的艺术作品，才能得以顺利完成。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就是那份神秘感，而营建这份神秘感的，是典型的景物描写和特殊的叙述视角，以及文学语言组织的审美特征，和读者的再创造。典型的景物描写，就是雪和窗以及与之有关联的那个女孩，小说家将这些景物一次次不怨其烦地罗列出来，而每一次的出现，都是那样的恰如其分，这就显示出语言组织的特性。然而，单有这些还不够，最主要的，是小说家采用的叙述视角的特殊性。虽说小说家采用的是传统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可这种叙述视角的叙述魅力，不仅在于讲述了什么故事，还在于是什么人、什么角度观察和讲述这些故事的。在一个高明的小说家笔下，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都能叙述得让人感觉不同凡响；而让一个普通作家来叙述，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也没有出彩的亮点。这就是叙述视角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是体现在叙述主体的水平上，叙述主体把握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强，叙述客体的文本就精彩。因而，这就突现出了小说家语言艺术的特征。
文学语言组织，是文学文本的最基本层次和直接实现，它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目的和个性特征的整体语言构造。文学语言组织的审美特征，是指文学语言美的具体表现，及其相应的构成法则。因而，这种审美特征主要就体现在内指性、音乐性、陌生化和本色化方面。文学语言组织审美特征的重点是内指性，即作品的内涵。《那窗那雪那女孩》这部中篇的内涵，不仅仅是表现主人公的人生际遇，而是蕴含了“一代女性”的缩影。
在周崇贤的小说中，文学语言组织的审美特征，表现得最出色的，当首指《那窗那雪那女孩》这部中篇。这部中篇发表于1993年6月号的《作品》杂志，获奖于1994年，就是说，出生于1970年4月的周崇贤，在创作这部中篇的时候，也就二十二三岁年纪。在这个年龄段里，能创作出这样高的艺术成就的作品，不能仅仅看成他当时的文学修养有多高，而应当说他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