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乡愁 ,不屈的漂泊
——周崇贤打工小说概述
鄢文江（文学评论家，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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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被誉为“中国第一套打工作家个人文集”的《周崇贤文集》，一套８册，由国家级出版机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时隔多年的2003年1月，花城出版社同时推了他的两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异客》和《盲流部落》，冥冥之中，生于春天的周崇贤好像和春天有着某种关联。
周崇贤１９７０年生于四川省合江县尧坝镇，１５岁时只身一人流浪他乡，先后在贵阳、西昌等地一边打工一边写作，１９８８年在《凉山文学》上发表小说处女作，１９９０年南下广东，落脚在顺德市均安镇磁性材料厂。流水线上的艰辛与苦难，“打工族”的凄凉与哀伤就像一把雕刀，日复一日地打磨和雕琢这个有着文学天赋的打工青年，他的思想和感情以文字的形式流向洁白的纸张，短短数年间，他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一批——600多万字，且在２４岁那年就摘走了广东省青年文学的最高奖项－－新人新作奖。在南方文坛“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中，他和他的作品可谓独树一帜。也许正是因了周崇贤的独特，2003年8月，花城出版社再次推了他的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流浪，因为我悲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同一家出版社推出同一作者的三部长篇小说。我想这种情况不单在佛山，恐怕在广东都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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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赵阳先生在《四川文学》头条编发周崇贤的一组短篇小说，曾专门撰文评价说：“他的经历和心路接近于扑朔迷离，不单丰富、饱满，而且浓烈、质感。浅唱低吟抑或仰天长啸，他的生命和小说都是那般的与众不同。”
周崇贤是有点与众不同。当一套８册的《周崇贤文集》和今年这几部长篇摆上案头，我更加相信了他不是那种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昙花一现的“流星”。他不同于别的打工作者－－沸沸扬扬闹腾一阵子就江郎才尽销声匿迹。他好像一直在埋头耕耘。才三十出头的他已出版了15部小说专著，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吃惊－－生活给他的回报是不是太丰厚了？
周崇贤创作的小说，多取材于打工生活（抑或流浪生活）。在他的笔下，无时不充满一种对人、对社会的深刻的热爱。
不用说，周崇贤非常了解人的内心，丰富细腻的情感以及深切的同情心，使他对小说中那些人物，总是心怀悲悯。比如他笔下的女性，或高贵或低贱，或文雅或粗俗，但都心地善良；虽沦落风尘但心地纯洁，这使人不能不想起大师沈从文，只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沈从文是一种士大夫的同情，而周崇贤则是具有一种深刻体验的切肤之痛。于是，他们对各自笔下的女子那份感情，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于是我们发现，周崇贤对人物的评判标准不会困扰于一时一地的道德论理标准，而是接近于纯粹的人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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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午夜狂奔》塑造了打工仔韩冬、阔少朱文、“二奶”青儿、编辑彭林等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因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使他们的心灵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被扭曲和变态，他们基本上没有羞耻感，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们崇尚肤浅、直接和游戏。而实际上那都是不甘沉沦而又走向沉沦的心灵。他们苦苦挣扎，他们玩世不恭的外表和苦闷的心灵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大都会的灯红酒绿，躁动中充满疯狂和光怪陆离。都市人物异常纤敏的感应神经、市井人物的现代变异、人物意识的自由流动……周崇贤用文字将过去、现代和将来融化在一瞬间，在飘浮的思绪中，显示了一种都市化的神经，显示了畸形都市中跃动、烦躁的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充满了在喧嚣热闹场景中的人生孤独感、寂寞感和失落感。
这部以传销现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传销的本质：“利益驱使下的经济感情”、“助长私欲无限膨胀”，并加以无情鞭挞和批判。通过几对青年男女在情欲、名利之间的疯狂追逐，将那种“骗了千万个，幸福我一人”的可憎嘴脸揭露出来，可以说是一部极具现实批判意义的好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这部极具批判现实意义的小说在杂志上连载的时候，中国大地上传销热浪迭起，而且没有人对传销提出质疑，更别说批判。谁知小说没载完，就传来国务院严禁传销活动的通告。周崇贤以他“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为他的作品赢得了读者。
另一部长篇小说《纯情时代》，其题目与内容充满了反讽的意味。它以南下的文化人程米一不甘贫穷，从海珠市文化馆跳槽到富足的西江镇政府当秘书为由头展开故事，艺术地再现了富裕的珠三角当代乡镇上错综复杂的社会场景和社会关系。一心发财的程米一，深爱程米一热爱艺术的卓尔，追逐卓尔的地痞江海，对卓尔欣赏有加的镇委书记江大成以及酒店“妈咪”黄茵、三陪女徐染姊妹，他们演绎的人生故事几乎就是这个充满欲望的时代的缩影。然而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对纯情的呼唤和追求，几乎就是整个时代以及时代中人的心声。
程米一的形象同其他形象一样，活生生而无理念倾向。这是一个太矛盾、太复杂的形象，你无法用任何现代的尺度来度量他。他在西江镇如鱼得水捞得风生水起，可最终的结局却无法不让人掩卷沉思。
周崇贤擅于对情感的体验与表述，他总不会忘记深入人物的情感世界。一方面，他厌恶“打工村”的杂乱乃至肮脏；另一方面，他又对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深表同情，这种复杂性，只有曾打工流浪而又人生体验、情感体验丰富的文人才会有。
无论是《午夜狂奔》、《纯情时代》还是《南国迷情》等作品，周崇贤笔下的场景都不再是一味写打工者的苦难，不再一味同情，而是反省，而是在忧患中寻找主观原因。作家的理性意识由此而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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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崇贤似乎一直在现实和作品之中苦苦寻求着什么，他的心灵永远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忧郁与感伤，对于生命的热爱，其表现形式却往往是无奈和叹息。或者那是一种乡愁，但又不仅仅是乡愁！因为与小说人物拉不开心理距离，他忧郁的诗人气质使他既无法随波逐流，又无法超然世外冷眼旁观，将人生世象作为有趣的景象欣赏玩味。他的诗人气质，注定其作品即使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也充满无边的抑郁。他写美的极至，又写美的被摧残，被毁灭，被肆虐，无可奈何花落去（比如中篇小说集《打工妹咏叹调》中的诸多篇章）；同时不得解释这人生悲剧，并且也不知道悲剧的制造者（比如长篇小说《南国迷情》）。
周崇贤的小说与其说是叙述，勿宁说是倾述。他将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分解融汇到情感的、主观的、甚至于恍惚迷离是梦非梦的倾诉之中。他倾诉人生的艰难，人世的艰辛险恶，他倾诉对爱的渴望，满足的痛快与失恋的痛苦（比如中篇小说集《那雪那窗那女孩》中的诸多篇章）。在倾诉之中他也表述自己对人生的意悟与哲理的体味，这些体验是那般敏锐、丰富而又深刻。
周崇贤笔下的人物都是忘情、纤细、神经敏感而又不得不四处漂泊、饱经人世艰辛的人，所以，这样的人的思维特征和心灵感应更恍惚、迷离。他们渴望摆脱现实，甚至采取结束生命的方式来结束苦难（比如短篇小说集《望穿秋水》中的《从楼上往下－－跳》），正因为他们不具备一般打工者的麻木愚昧，又不像有的人寡廉鲜耻、自甘堕落，这就注定其永久的痛苦。
周崇贤笔下的文化打工人不甘沉沦而又无法自拔身不由己，这种精神上的痛苦非亲自经历难以体验。也许，这是人类的一种深层痛苦。文化人敏感而又纤弱，但迫于生计不得不牺牲尊严、人格、操守，忍受凡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这种艰苦的体验与思考是深刻的，决非仅仅写打工者肉体上、经济上、物质上的痛苦和不幸。周崇贤的思想忧患而具有悲剧色彩，他的深度和力度总是在迷茫困惑中失落和感伤。
“有谁明白我的调侃我的牢骚我的诅咒我的破口大骂都是泪水浸泡着的？又有谁理解？文坛上风花雪月的爷儿们娘儿们，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吃着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过着舒舒服服的好生活，他们基本上不关心挣扎在生活底层是怎生的一种感受！”
周崇贤的这段自白在某种意义上已说明了，作为文化人而又是流浪者的周崇贤，他笔下的主人公心灵为什么倍感屈辱的由来。飘泊在遥远的异乡，远离亲人故土，孤独寂寞，所以他们渴望爱情，希望以此安慰自己的灵魂，但他们的地位在这个拜金的社会，往往使他们得不到理想的爱情：当女人以及她们的美丽让金钱承包(尽管不情愿)，男人只能更感自卑和无奈。
是什么原因使周崇贤作品中的世界变形了？打工流浪的文化人面对无休无止的屈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看世界的特有方式和目光，以此来保持心灵不受伤害。《黑蝴蝶》的主人公即是如此，那种粗腔野调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化了的黑色幽默。它使人想起穆时英的《南北极》，语态多采用城市下层口吻、土语行话，甚至粗话。其实，这表面的粗、野、硬下面，仍掩盖不住主人公对艰辛人生、人世的感伤与无奈，或者可以说，他们正是为了抵御侵蚀、捍卫自尊而故意筑起了一道粗野的防线。
而《黑头绳》中则有一种超现实的神秘意识对人物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主人公生活在尘世而神情却总是恍惚迷离。它似乎更像一个暗示，一个隐喻，一个象征。
“疯老头”不断地跳河是否“李迎”内心意识的外化？“老太婆”的歌声是否女人命运的写照？作品将目前寄生大款的女人与封建时代女人的不幸联系结合起来。因此黑头绳就有了象征意蕴，它像梦魇一般的封建幽灵缠绕压抑着女主人公的精神和灵魂。
“黑蝴蝶”、“黑头绳”，不断在主人公眼前晃动，这是象征，是威胁流浪汉生存的阴影无处不在的象征。人的思维在这个时候已偏离了现实的逻辑，变得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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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周崇贤善于讲故事，他的小说往往行云流水一泄千里，但又随时都可以收回来让它戛然而止。那种挥洒自如需要冰冻三尺。周崇贤写了１０多年，二十出头时曾出版过两本长篇小说（《隐形沼泽》和《南部沧桑》），很有灵气。特别是他的语言，随时都跳跃着诗的光泽，那些极其呆板的方块汉字，经他之手任意组合，立马就鲜活起来，充满弹性和张力。他那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让人耳目一新。
文学作品既要好看又要有艺术性，既要受普通读者欢迎，又要赢得“圈子”里的掌声，这样的操作非常困难。但我发现周崇贤的小说在有意或无意间，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很多小说既适合普通读者捧读，也适合批评家把玩。
在深夜里就这样一本一本地读下去，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传媒抑或批评界对“打工文学”这一文学现象一直不闻不问？是当中没有好作品？不，在《那雪那窗那女孩》、《望穿秋水》、《打工妹咏叹调》等集子中，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随处可见，比如中篇小说《黑头绳》、《生存状态》、《那雪那窗那女孩》、《擦肩而过》，比如短篇小说《从楼上往下－－跳》、《猜测历史》、《异乡》等，无论从语言、结构、思想、艺术氛围上看过去，都很有水准了。可想而知，周崇贤写作的时候十分机智，他的想象空间无边无际，仿佛每一个过程都埋伏着各种可能，所有的意象都具备广泛的所指，在周崇贤的文学境界里，或者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冲突不仅仅是一个过程，人物不仅仅是生活中的典型，他的表达方式所赋予读者的想象空间，也许比作品本身要丰富饱满得多。然而非常遗憾，批评界的冷漠所导致的失职，使“打工文学”这一激越的文学潮流一直默默无闻。
好在周崇贤并未因打工文学（抑或打工作家）遭到的冷遇而懒于耕种。今年，他有三部长篇问世——《异客》、《盲流部落》和《我流浪，因为我悲伤》，这三部长篇中，我更喜欢《我流浪，因为我悲伤》，我以为这是周崇贤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长篇作品。小说借一个游戏人生的流浪汉王二之口，对现实阴暗面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嘲讽和无情揭露；粗言俚语直逼现实的心脏，嘻笑怒骂中饱含着底层小人物内心的屈辱和沧桑。主人公的感情故事和人生际遇虽是虚构，却已深刻地揭示了挣扎在生活底层、连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的底层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哀、愤怒和无奈。小丽、西篱、阿红、阿云，这些美丽可爱的女子，她们无一例外地被权贵和残酷的现实活活糟蹋了！挣扎在生活底层的王二，连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更别妄想能得到纯净的女人和她们的爱情。面对纯净的女人和她们的爱情，充满他内心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悲伤——正如王二所感叹的那样：“我们这些打工仔，哪一个不是在痛苦中挣扎？我们对这个城市付出了那么多，可是这个狗日的城市却从来没有感动过。不但没有感动过，还把我们当‘三无’，当盲流，还怪我们把社会治安搞坏了，处处防贼般提防我们，动不动就骂我们是山仔。我们付出十倍的努力做出百倍的贡献，可我们收获的是什么？我们收获的是白眼、鄙视和咒骂。我操他妈的城市！”
可是，尽管如此，王二（或者说打工者）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喊出了打工人内心深处的激愤：“城市对我们太他妈的过分了！但我们会忍，总有一天我们要推翻现有的城市秩序，然后主宰城市！”
打工文学兴起并发展了十多年，反映的大多是工厂蓝领、公司白领的平面生活，而《我流浪，因为我悲伤》中主人公王二特殊的艺术形象，可以说填补了打工文学画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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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兴趣到工厂、工地问问那些还在读小说的人，我们就会发现，周崇贤的小说之于南方，之于数以千万计的“打工一族”，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末，周崇贤的名字以及他笔下的文字，几乎就影响了那一代漂泊南方的异乡人。无论是看他的作品还是读他的人，随时都可以感到某种饱满的力量。在诸如“存在”、“形而上”、“技术”、“后现代”等等无聊的术语养着一帮所谓的评论家，并已成为小说的中心价值的今天，在文学逐渐文人化、逐渐远离大众，作家自娱自乐顾影自怜的今天，周崇贤那种与劳苦大众血脉相连的情结，使他以绝对的优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
当我们在许多场合无意间听打工仔打工妹们提起他的名字，那种自然流露的崇敬和信赖，足以让任何人惊奇和感动。是的，对周崇贤，我们不仅仅欣赏他过人的才气，也不仅仅佩服他由一个流浪者成为作家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是，他那种与生俱来的血性和人格力量，已经使他的公众形象以及作品深入人心。
男人之美，在于他的血性和柔情。因此我看好周崇贤。或者他的作品在技术操作上永远也不可能完美，但这与我对他的信心没有关系。文字技术的过于光滑实际上是非常令人憎恶的，我们更需要那种源于现实的粗砺，握在手上，我们会感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并因此心潮起伏，激情澎湃！
也许技术的光滑可以使小说更加完美，但文学的生命力肯定不在于技术。由此我无比怀念投枪和匕首，它是一种不死的精神！周崇贤那些或者技术并不光滑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备了这种精神。
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兴起多年，正在一天天走向理性和成熟。无疑，她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一笔。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无视这个特殊的作家群落以及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而关于打工作家和打工文学的话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无视周崇贤以及他的作品。
疼痛的乡愁，不屈的漂泊。这是周崇贤内心的底色。勿庸置疑，之于打工时代，无论是周崇贤还是他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都具有不可抹煞和否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