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个体体验凝结形成文学审美意识形态
——读长篇小说《午夜狂奔》、《纯情时代》、《南国迷情》
鄢文江（文学评论家，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得主）
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是周崇贤一九九八年秋天，交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那套文集里的。在这个时期之前的周崇贤，创作风头正劲，在广东省内外，有大大小小几家杂志社连载他的长篇小说和纪实文章，他几乎是写一集送一集到各杂志社。作为记者，每天的工作量不算少，还有各种应酬，属于他自己支配的时间，应当是不多的。但是，他居然有条不紊地将各部长篇的故事情节，构思得如此精彩与奇妙，将这些长篇的主题思想，构建得那么深刻和耐人寻味，这已经足够说明，小说家对他所熟悉的生活的热爱程度，掌握创作技巧方面的纯熟。
无可否认，周崇贤是写小说的天才。众所周知，所谓天才，都是来自于勤奋的。周崇贤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以及勤奋的创作，都为他成为著名小说家而铺平了道路。他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和独特的理解与思考，都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
意识形态性与审美特性一但有机结合，便组成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立系统。从性质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上看，是认识又是情感。而作家所处的立场属于什么样的集团和群体，自然就会表现这个集团和群体的立场。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活动中，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愿望。打工人出生的小说家周崇贤，他对打工这个群体的体验不可谓不深刻，因而，在他的创作实践中，自然关注打工人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意识，下层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的表现。
情感的诗意化和意义的深刻化，以及感受的个性化，都是作家体验的特性。作家个体体验的特性，在审美活动中的自然流露，致使审美追问和审美判断使思想的深刻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作家个体体验的凝结，自然就形成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
第一节、欲望，是无边的沼泽，令人身陷其间不能自拔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功能自然是反映社会生活客观的真实存在。文学艺术的源泉是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经过作家头脑能动的艺术改造，才能转化为文学。因而，作家头脑能动的艺术改造，就是观察、体验、研究、感悟、反映、加工、提炼和描写的过程。小说家周崇贤，充分利用这种能动的改造过程，将他对生活的观察、感悟提炼于笔下，使其人物形象一个个鲜活在读者面前；深刻剖析了躁动中充满疯狂和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里，被扭曲和变态的心灵。
《午夜狂奔》写的是一群传销人，在“快速发财”的理念下，疯狂地进行着高级骗术的伎俩。小说家以他具有前瞻性的敏锐洞察力，慎密的思维以及发展的哲学眼光，为传销这一泊来品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塑造了打工仔韩冬、阔少朱文、“二奶”青儿、编辑彭林等各色人物形象。
一九九七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年份。香港平稳回归的喜悦气氛，让全世界人民感觉到了中国人的风采。然而，传销也是在这一年里，在南粤大地盛行并逐渐向内陆城市展开，直至成为祸害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毒素”。
周崇贤在创作这部长篇的时候，正是传销盛行的时候，他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很快就看穿了这一“精神毒素”的实质，并断定了传销的命运。这一新型的商品销售方式，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它违背了传统的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新型的市场规律，因而，就势必在大陆站不住脚跟。但在快速发财的欲望充斥着头脑的人们心中，谁会冷静下来去认真思考这一内在机制中存在的重大隐患？都为那种快速发财的金字塔式的运行规则所蒙蔽，只注重表面而忽略了实质，因而一窝蜂地趋之若骛。短短一两年时间，这一场传销祸害遍地开花，祸及了打工人、下岗工人、退休工人和退休干部以及在职职工和国家公务员，涉及资金无以数计。
传销之于打工人、下岗工人、退休职工以及退休干部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的毁灭性，不下于洪水猛兽的侵袭，让很多传销人进入这个黑洞再也出不来。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血案、惨案不计其数。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前仆后继”，直到现在，都还有不少人在从事着这一“事业”，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传销的霸道，在于对人的精神的蛊惑，穷人以为干了传销能迅速变为富翁，富人干了传销以为可以提高素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当你进入到这个黑洞中时，才发觉，其实质并不是那么回事。可是，这时已经不能自己了，只好将错就错，沿着自己上当受骗的轨迹如法炮制，去拉一些垫背者，填补自己已失衡的天平上那颗也已亏空了的良心。可是，人到了这时，实际上已经没有良心了。
人们为什么会上当受骗？是因为作为血肉之躯的人，有太多的贪婪和欲望，这种贪婪与欲望就像无边的沼泽，让人们身陷其间不能自拔，直至最终自我灭亡。
小说家在追问造成这一社会危害的根源的时候，剖析出了造成这一社会危害源自人性的贪婪和欲望。
一
小说家在《午夜狂奔》中，构建了两个层面的贪婪与欲望的群体和一个正面形象的群体，这三个群体在这部小说中相得益彰，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层面是以韩冬、薛歌、钟亚宁、牛二以及朱文为主要人员的传销群体。这个层面的人员，以赤裸裸的快速发财赚钱的中心思想为邪恶柚心，当他们快速致富的目的没有达到时，他们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韩冬是钟亚宁一手包装出来的高级“讲师”，拉着一大帮人在科学馆讲课，被刑警队长邱栋梁盯住，最后在北江市实在混不下去了，转战武汉，却最终锒铛入狱。而薛歌却在“传销事业”失败后，做了高级妓女，赚来一百多万元“辛苦”钱，却又被男朋友酒鬼骗走，她自己还落得个半年劳教的下场。牛二因为朱文没有做他的下线做了薛歌的下线而怀恨在心，最后也走上打砸抢的道路。
另一个层面的群体是以青儿、彭林、温跃为主体的，这个群体的贪婪与欲望不是金钱的，是以感情为主线的，或者说是以肉欲为主线的。他们的贪婪与欲望，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活作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人性道德问题。因为这两个层面的群体在一个生活圈子里，人物角色又互相交织，他们便不可避免地生发出一些纠缠。以韩冬为首的传销分子大肆鼓吹传销，以温跃为首的“清醒人”又大肆抵毁传销，大肆揭露传销的本质。是的，有经济头脑的人，都知道传销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有的就是利用这种清楚去欺骗那些不清楚的人，而温跃不屑于去做这样的事，所以说他是智者。温跃的确是个智者，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记者，他有着传统的思想道德，可他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贪婪与欲望所俘虏。温跃成为彭林的俘虏，实际上也就是肉欲的俘虏。彭林作为大款的太太，在报社做着附庸风雅的编辑，不顾传统道德与伦理的约束，红杏出墙，最终将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俘虏。这说明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在肉欲与美色的诱惑之下，不堪一击。这是两种道德观念的较量，最终传统输给了现实。而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又是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的冲突。没钱的人追求的是金钱，所以当传销这种所谓的快速致富的怪胎一出现，就趋之若骛。而不为钱发愁的人却追逐的是享受，肉欲的享受。这种享受弥漫着都市腐烂的气息，实际上比传销对人的危害更大。追逐传销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赚了更多的钱后干什么？就是为了追求这种肉欲般的享受。
而第三个层面的群体的出现，恰恰是前面两个层面的群体的克星，值得大书特书了。这个层面，是以刑警队长邱栋梁为首的正派形象为代表的。这个人物在这部作品出现，才能真正说明小说家具有前瞻性和敏锐。从一开始，传销分子韩冬就在刑警队长邱栋梁的掌握之中，邱队长几次想把韩冬抓起来，却都因为意外事件而耽误。其时，国家根本就还没有禁止传销活动，而邱队长却预感到，这样的活动要是一直搞下去，迟早都要出事，出大事。因而，邱队长随时随地都在注意韩冬的动向。这就揭示出小说家一开始就敏感到了，传销对社会及大众的危害性。因而，以邱栋梁为代表的这个正面群体，是小说家专为克制前面两个群体设置的。破坏传统的经济秩序或新型的市场经济，从而引发畸形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所不容许的；破坏传统的道德观念，宣扬和践行肉欲的享乐，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不容许的。可以说，以韩冬为首的传销分子所追随的价值规律，是畸形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彭林为首的享乐主义者所追逐的肉欲享受，是道德标准的沦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不允许的；而以邱栋梁为首的正面形象，正是遏制这两种不良倾向的，所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法制文明。
因而，在这三种力量的纠集中，我们看到了饮食男女们的本来面目，也看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丑陋。四川有句土话：“脱了裤子撵老虎——不要脸不要命！”——也就可以理解为“赤裸狂奔”了。
这是小说家揭示主题的神来之笔；也是小说家拷问人类灵魂的道德之鞭。
二
《午夜狂奔》是一部极具现实批判意义的长篇小说，它无情地鞭挞和批判了现代青年男女，在情欲和名利的驱逐下，无限澎涨的私欲，揭露了那种“骗了千万个，幸福我一人”的可憎嘴脸。
小说家将揭露传销本质的具体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安排传销在北江市被取缔是有一定含义的。北江市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珠三角腹地，毗邻香港，紧靠澳门，是广东省经济发展强市。改革开放多年来的果实，不能毁在这股“经济邪教”的魔掌下。因而，小说家在没有任何取缔传销的征兆下，仅凭借自己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便大胆地断定，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破坏活动”，并将带来无穷的刑事犯罪隐患。他在小说中，实际上是将如何取缔传销的步骤都教与了我们。你看他是这样安排细节的：先由报社记者温跃与韩冬接触，与韩冬在思想上发生冲突，用理论来揭露传销的实质，首先在精神上打垮了韩冬。再由刑警队长邱栋梁以行动打击传销的形式，刑拘了韩冬。两家政府部门的代表性人物都出现在一起，这也就表示国家其实早就注意到，传销这一特殊的经济活动对中国人的影响，直至与最终国务院下令禁止传销，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只是比国家采取行动提前了数月时间而已。这就体现出了小说家对传销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与洞察一切的敏锐触角。
在大多数人都还在“观望等待”的时候，小说家却在第一时间就能反映出这一事物的本质，并能预感到这一事物的生命力不会长久。这样的修为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做到的。
三
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客观存在的主要功能之一，小说家便不遗余力地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生活中的丑角们，在社会生活这个大舞台上，表演着他们各自的角色。然而，戏剧终归有落幕的时候，角色终归要回复本来面目，当一场戏结束后，多多少少都会给观众留下一些回味的东西。因而，小说家便开始叩问这种客观存在的根源，揭示现实生活的实质。
传销的出现，顺应了一种社会心理——快速致富。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买一台市场上只卖三四百元的“摇摆机”，要花四千元，虽说这样就取得了一种资格，可这其间的暴利是不可想象的。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骛呢？这就是利益的驱使，就是贪婪与欲望的驱使。传销是什么东西？韩冬回答说：“传销不是东西。传销不仅可以赚钱，也不仅仅是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而是一种事业，伟大的事业。他可以将你的观念、风格、行为、生活方式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最能挖掘你的潜在能力，最能锻炼和提高你的综合素质。最能使你拥有一个良好的、自由的、充满人情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人际环境。”“也可以说传销就是一种精神”。这就是传销人蛊惑人心的思想武器，这个年头谁不想有精神，谁不想有事业？谁不想有用不完的钱？“如果你坐在家里就有大把的钞票按时汇入你的账户……你还有干什么事比这更有成就感？”
其实这是痴人说梦，金字塔的顶峰永远只有一个尖，要垒出这个尖，得用多少基石来垫底？谁都能做顶峰那个尖吗？那个尖永远是老板。就算你真做到了所谓的钻石级别，月收入数万元，那是要牺牲多少人才能达到？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也不过如此而已，而这“万骨”是何其难寻？按传销分子的理论，先给亲戚朋友一个发财的机会，实际上就是先让亲戚朋友做“万骨”，这其中的本质就是骗术。小说家借助传销分子的思想武器，反讽他们一系列化的行为，从而达到揭露事物本质的目的。
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小说家还是塑造了一个干传销“成功了”的形象，与这个人就是阔少朱文。可是朱文的所谓成功，是因其父亲有亿万身家作后盾，他父亲将自己公司、工厂所需要的日用品全改为购买他所传销的商品，这是多大的数字，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样的“成功”能有多少人可做到？
朱文本身不缺钱花，他之所以加入这一行例，是为勾引他的青儿，也就是为他父亲的“二奶”买一辆豪华摩托跑车而已。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觉得传销真有“一种精神”。是的，传销真有一种精神，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只是，这种精神不应该用来牟取暴利，如果用来干正规的、真正的事业，那的确不失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一旦用在了邪路上，那就成了一种精神鸦片，一种危害社会和人类的毒素了。
朱文因为家庭富有，赚钱与亏损本身不影响他的心态，这才可以聊以自慰地说成是“为了一种精神”，并断定传销中有“一种精神”。而韩冬呢？牛二呢？薛歌呢？他们到最后就真把传销当成事业、精神了吗？如果不是国家取缔，他们的遭遇将更惨，更不可收拾。国家之所以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制止这一不合理的经济怪胎，就因为有温跃和邱栋梁这一帮有识之士。
传销发展到了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身陷其间而家破人亡！更不知因此而提高了多少刑事犯罪案件！这还是国家已经取缔和强硬制止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会怎样？
最近，听说为了与世界接轨，为了世贸的要求，马上就会出台一部“直销法”，而这部“直销法”的出台，正是当年那些进入中国的外国传销公司督促的。说白了，我非常担心，这部法律的出台，会不会落入当年传销的巢穴？会不会让现在都还没有扑灭的传销之火重新燎原？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会不会动摇这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改革开放成果？这些担忧不是多余的，不是杞人忧天。如果要重蹈覆辙，谁敢担保时日一久不会动摇根本？！
四
要说韩冬们被贪婪与欲望诱入了一个名叫传销的沼泽里，那么，彭林、青儿就更是自觉自愿地深入到一个更为可怕的沼泽里面了。彭林们的可怕，在于她们的自觉深入。也许都市男女都有一种让人难以理喻的思维，他们饱食终日，伦理道德在纸醉金迷中消亡，逐渐沦丧为赤裸裸的肉欲。这就是肉欲的沼泽地。这样的沼泽地不但可以消解青年人的意志，也可以消解民族的精神，还可以消解一个国家的实力。
因而，《午夜狂奔》这部长篇，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揭露传销本质的一部小说，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的领域。
第二节、挑战命运，是打工者人生旅途上的永恒主题
打工在外，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遇到。
多年前，梁山好汉被贪官污吏和以贪官污吏组成的腐败朝廷逼上梁山前，他们一个个也都还是良民，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过失或者污陷，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上梁山。而打工人犯罪的过程，或多或少与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汉们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时代背景和他们遭遇的对象。梁山好汉遭遇的是当时的贪官污吏和腐败的朝廷；打工人遭遇的是当今的无良老板。二者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作为当事人的梁山好汉和打工人，他们都有一腔热血和对不公平的命运抗争的思想。当然，梁山好汉们最后的命运是悲惨的，而打工人最后的命运却不尽然。这是时代的差别，因为时代的进步，因为环境的变迁，因为他们遭遇的对象不同，就决定了打工人的最终命运之于梁山好汉们好了千百倍。但对于一个处在变革社会的当代人来说，他们的参照系数自然是与同时代同社会的人相比较的。这一比较，就又裸露出了他们命运的悲惨。
也许，用梁山好汉来与当今的打工人比较是不应该、或是不恰当的，可是，打工人所遭遇的不公之于这个时代来说，的确有其揭竿而起的“理由”。他们怀着一腔美好的愿望，背井离乡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打工，虽说大多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过上好日子而自发的个体行为，但他们这种个体行为的结果，却是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作出了贡献的。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劳动者都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者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工人本身就是劳动者，本身就是人民，自然也能创造世界历史。数百年前的美国，如果没有那些劳工，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打工人之于美国的劳工，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机器。也许有人要说这两个概念根本就联系不在一起，这两个比喻都是胡说八道。是的，就是在胡说八道。既是胡说八道，大概也就不用担什么干系了。因此，也就不必要将他们之间的逻辑性理得那么清楚，理清楚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不是就要担干系吗？“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说不是也不是”。
总之，打工人的命运，是当前中国劳动者中最坎坷的，也许他们创造的财富又是最多的，因而，他们的故事也是最多的。
彷佛，作为小说家的周崇贤，就是为讲述打工人的故事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工故事，这些故事无不体现着小说家对打工人的关爱，对打工人命运的关注。在他上个世纪末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南国迷情》里，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一个打工人挑战命运的故事。挑战命运，是打工人人生旅途中永恒的主题。亿万打工人中，他们从起点到终点，就那么短短的一世人生，几十年时间里，能够改变打工命运的不多，充其量就是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这个人生过程中，挑战命运成功者，将可能过程或者终点比起点稍稍好一些罢了。而不成功者，则可能遭遇比起点更加难以想象的厄运和苦难。所以，打工人的命里注定，一生都会在命运中沉浮，一生都会与厄运和苦难抗争。厄运和苦难，是与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相对应的，当年美国劳工有他们的厄运与苦难，而当今中国的打工人，又自有其他们的厄运与苦难。他们虽是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客体要件，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都不尽相同。正因为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打工人还要受到苦难和厄运的困扰，就更显得他们的苦难与厄运之重。尽管遭遇这种种苦难与厄运的，不是打工人的全部，也能说明有一部分确实受到了不公甚至于非人的待遇，也是不应该的。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时间，（法律法规）法制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时候，不可能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既然如此，就会有苦难与厄运出现，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总得要有人来承受。因而，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打工人，他们很自然地就成为了这些苦难与厄运的承受者。
为了减少打工人的苦难与厄运，或者说为了打工人将来不再承受苦难与厄运，也或者说是为了我们的社会更加公正和透明，更加阳光灿烂，我们的小说家就始终不渝地为打工人呼唤与呐喊，希望唤起那些能够决定打工人命运的人，都来重视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劳动者真正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而，小说家不遗余力地坚持以文学艺术的形式为打工人代言，以小说的方式来向社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小说家，这也是唯一能做的事。
一
小说家在《南国迷情》里讲述的，是一个打工人如何向命运挑战的故事。主人公贺贝加，从一个普通的写字楼文员成长为总经理秘书，顶着种种压力，周旋于老板与打工人之间，最后在工厂倒闭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住了几百名工人的饭碗，显示出了一个打工妹临危不惧的非凡才能。与之相对应的，是她的孪生妹妹贺小仪的堕落与贪婪，差点让她于万丈红尘中死于非命。贺氏姐妹的人生之路形成鲜明对比，原本她们都是冰清玉洁的女孩，就是因为各自的思想意识不同，选择的人生道路也各不相同，因而，她们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无疑，她们都在向命运挑战，只是姐姐成功了，妹妹失败了。贺氏姐妹的命运告诉我们，坚持传统美德，就是战胜一切厄运的法宝。
围绕在贺氏姐妹身边的杨放与曾几何，他们的人生命运，也几乎与贺氏姐妹相同。杨放与贺贝加，曾几何与贺小仪，这两对青年男女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都好像天衣无缝般地配合默契。杨放与贺贝加，是一对传统型的青年，他们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模式都是那样的正统，他们沿着正规的人生道路忍辱负重、默默耕耘，虽有大起大落，却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终成正果。而曾几何与贺小仪，他们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叛逆精神。因而，他们的结局都有不少缺陷，不完满。
在欧阳国国的电子厂里，杨放与曾几何，贺氏姐妹，都是从普通员工做起的。因了贺贝加的美丽，杨放与曾几何明里暗里都在较着劲，在爱情竞争的较量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工作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打工妹的美丽之于传统型的女性来说，并不是财富，而是一种灾难。很是不幸，贺贝加就遭遇了这样一场灾难。这场灾难的起因是贺小仪引起的，因了她的不拘小节，或者说是贪婪心理，导致本来就好色成性的老板欧阳国国，对贺氏姐妹唾涎三尺。由于贺小仪的无所谓心态，经常与欧阳老板接触，这就造成了曾几何对欧阳国国的仇视。因为贺氏姐妹相貌酷似，曾几何就以为老板已经将冰清玉洁的贺贝加占有了。曾几何在妒火中烧的情况下，跑到写字楼狠揍了老板一顿，为贝加埋下了祸根。欧阳老板本来没打算这么快下手，是曾几何让他下定了决心，在某一个黄昏，欧阳老板以教贺贝加学车为由，企图痛下杀手，强占贺贝加。不巧的是正当他在轿车里要得逞的时候，却遭遇了绑架。贺贝加得救了，欧阳老板却下落不明。
故事一波三折，原来，老板是被老板娘绑架的，其中就有曾几何的“功劳”。曾几何痛打了老板后立马就出厂了，紧接着老板就遭遇了绑架。没想到老板娘从贤妻良母的幕后走上前台，回到公司主持大局后，曾几何又奇迹般地恢复原来的车间主任岗位，为国国电子厂的倒闭埋下了伏笔。
欧阳国国作为老板，他不把公司利益放在首位，却整天吃喝嫖赌，玩打工妹，因而遭至曾几何的痛打。欧阳老板是一个丧失人性的畜牲，他将与他一起创业的老婆弄回家作了全职太太，又将总经理秘书林俐包养起来，还三天两头地与那些想得到一星半点好处的漂亮打工妹勾搭成奸，将他的公司当成了皇宫。为了保住打工人的尊严，曾几何才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充当了护花使者。
老板娘主持大局后，炒掉了林俐，提升清纯正派的贺贝加做了总经理秘书，这就为贺贝加今后的成长埋下了伏笔。
贺小仪其实并没与老板有什么真正的瓜葛，但当她从姐姐口中，得知老板被绑架后觉得蹊跷，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便想当一回私家侦探。结果还真让她弄清了老板欧阳国国被绑架的迷团，并成功地解救了老板。这又为欧阳国国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欧阳国国重新回到公司掌权，便将被老婆炒掉了的林俐接回来，却没动曾几何的车间主任，也没动贺贝加的总经理秘书，一切照旧。而贺小仪却因“救驾”有功，经常接受老板的馈赠，又为老板以十万元的价格，将她的“初夜权”押到赌桌上而埋下了伏笔。
贺小仪被欧阳老板卖给放高利贷的“大耳窿”黄鱼，遭遇轮奸，从此失踪。而贺贝加却被派出所通知去认尸体。欧阳国国因赌博倾家荡产而不敢回家，也真以为贺小仪被害致死，便躲藏起来。一切担子都压到贺贝加身上，公司几百号人的工资半年没发了，工人罢工，作为总经理的老板欧阳国国不知去向，自然就只有总经理秘书贺贝加出面处理。在这个过程中，贺贝加和工人便与保安发生冲突，直至曾几何大打出手。工厂乱成一锅粥，老板再也不能躲藏了，便不得不现身。老板一回来就炒了曾几何鱿鱼，导致曾几何流浪江湖做了“大哥”。
在这一系列的矛盾纠纷中，将贺贝加锻炼成为一个有经营头脑和远见卓识的打工妹。其间，杨放因跳槽到了深圳特区一家与国国电子厂有业务联系的大公司，被派遣回到国国电子厂做质量总监，一直与贺贝加并肩工作，最后与贺贝加一起接管了国国电子厂有限公司。
人是在不幸与磨难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不断地向命运挑战中成熟起来的。贺贝加的成长过程充满曲折与离奇，一般来说，那种超出生活百倍千倍的重压，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承受不起的。杨放从深圳过来看她时，在客车上被歹徒刺杀了七刀，当她在曾几何处借来一万元去为他交医药费时，却被小偷盗去；紧接着妹妹出事，下落不明，辨别无头女尸；工人罢工，与保安发生冲突被打；前来探望妹妹的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这些事件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一齐向她袭来，她都用坚忍不拔的精神顶住了。
小说家塑造贺贝加这样一个打工妹形象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要告诉我们，苦难真是一笔财富，只有经历了苦难，积累了财富，当机会到来之时，才能牢牢地抓住。小说家还想通过贺贝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告诉打工朋友，只有坚持传统美德，不被闪光的金钱和一时的享乐所迷惑，才能抵御一切丑恶的侵袭，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二
贺贝加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打工妹形象。
杨放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打工仔形象。
曾几何的形象，则是一个被逼上梁山的草莽英雄形象。他就是在做了大哥的时候，也是在为打工人的利益努力。他巧妙地借助公安民警的力量，除掉了一直盘踞在那一带的带黑帮性质的“重庆帮”，为一方打工人除了一害。他的种种行为，站在法律的角度上看，是带有犯罪性质的，尽管没有对当地的治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如果站在打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的种种行为，都是在维护打工人的利益。这样两相比较，还可以功过相抵。当然，这是法盲的逻辑。但我愿意背上“法盲”招牌，也要站在情理一边，来完美曾几何的形象。尽管小说家没有告诉我们，曾几何最终的结局。没有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
贺小仪的形象，却是一个开放、大胆、冒险却又贪婪的打工妹形象。她之所以沦丧为这样一个形象，是因为从小在姐姐贝加的光环笼罩下生活养成的。姐姐的聪明伶俐和勤奋好学，让稍逊一筹的妹妹，一直都处于被骂斥的状态下生存，因而心灵上一直就有阴影。与此同时，外出打工了，一个一个优秀的男人都围着姐姐转，可姐姐却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又让她的心理失去了平衡。因而，一旦欧阳老板向她发出某种信号时，便自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可能让老板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周旋于他们之中，并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没想到大意失荆州，一失足成千古恨，无颜见江东父老。站在情理的立场上来看贺小仪的性格发展，她其实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孩。小说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也还没有一棒子将她打死。
林俐的形象是一个攀附权贵，贪婪成性，出卖人格与灵魂的形象。但林俐也自有其可爱和可贵之处。她同情弱者，与保安对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护弱小的打工妹；尤其是拿出在欧阳国国老板那里得来的几年的“卖身钱”，支持曾几何的“正义”行动，帮助曾几何建立自己的势力，与其他真正的黑势力抗衡。怀上曾几何的骨肉后又悄无声息地自动消失，表明她还有廉耻之心，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人。这两个情节的构建，完成了林俐这个人物形象，在灵魂深处的自我救赎。
欧阳国国的形象就更具有代表性了，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是典型的暴发户老板形象。但他最后落得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下场，并被公安机关拘押，也算是上苍对他的惩罚。他在得知贺小仪因他而“身首异处”的时候，尚还有一丝悔过之心，也说明他的良心并没有完全泯灭。但他盘削打工人的血汗供自己嫖赌淫乐，是世人所不耻的。欧阳国国的代表性形象，是那个年代老板们的通病，只是多少或轻重的问题。小说家之所以将他塑造得还有一丝人性，是因为要为我们的读者留一丝希望，免得让人感觉这个层面的人物，都是丧心病狂的资本家，剥削者，况且，那样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生活真实。
这些主要人物形象，在小说家笔下栩栩如生，独具匠心地纠集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打工人物场景图画，再现了上个世纪末沿海城市打工人的生活图景，反映了纯朴善良的打工人崇高的品质，鞭策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猛烈抨击了那些无良老板丑陋的心灵世界。
三
小说家还将犀利的笔触，伸向打工人内心世界阴暗的角落，剖析了这一层面的打工人内心世界里肮脏的东西，也剖析了某些社会现象的弊端，其思想不乏尖锐深刻，鞭辟入里。同时，还阐述了打工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也关照了普通打工人在老板盘削下的艰辛与不易以及精神上的追求和渴望。
保安队苟队长作为一名打工人，在工友们饭都吃不起而被迫罢工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半点同情，反而对手无寸铁，却敢于出面维护正义的弱小打工妹大打出手，没有半点是非观念。苟队长的形象，与资本家时代那些无所事事的“狗腿子”没什么区别。他们死心塌地的为老板办事，这样本身没错，爱岗敬业嘛，无可厚非。可是老板叫你打人你就打人，老板叫你搜打工人的身你就搜身，对老板的话无论对错都言听计从，不分是非，哪怕明知执行了老板的某一项指示就可能犯罪，可他也不管这些，照样盲目地执行，这就是愚忠，这就是机器，这就是没有人性。这样的人跟以前的“狗腿子”有什么区别？
苟队长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他自知不是曾几何他们的对手，就抓住那个弱小的打工妹不放，极尽欺侮凌辱，栽赃陷害之能事，逼得一个小女孩走投无路。这样的人做一个公司的保安队长，本来没事都会搞得乌烟瘴气的。因而，苟队长最后被曾几何赶到了外地，也是大快人心的事。
像苟队长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少，他们以为自己手中有了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利，就可以对比他们更差处境的人指手划脚，颐指气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点都不将法律与道德放在眼里，违背了做人的起码原则。
小说家是这样阐述老板厂和老板的概念的：“老板厂就是这个样子，老板可以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任意决定工人的一切。”“那些红极一时风光无限的老板们，实际上较之文学作品中渲染的旧社会资本家没什么区别，至于心狠手辣，利欲熏心，压榨工人的血汗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诸多被打倒和批判了若干年的恶棍行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过去叫资本家，而现在叫企业家”而已。
老板的产生，其实是极其容易的，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做老板。不容易的是做一个好老板。做好老板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能赚钱，赚到钱了就要让为他赚钱的机器——打工人着想。如果赚了钱了还想赚更多的钱，就得让打工人也跟着有点甜头，否则打工人不给你卖命，你就赚不到钱。所谓“水涨船高”就是这个道理。水涨了而船不高，要不就是一条破船，要不就是船上装的东西太沉，或被什么东西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了，这样就很危险，就有可能沉船。可是，我们好多老板都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赚取了打工人的剩余价值不算，还肆无忌惮地盘削打工人那点可怜的工资，这样的老板势必要破产。小说家塑造欧阳国国这样一个破产老板形象，正是对那些无良老板的警告。
欧阳国国作为公司老板，不把赚来的钱用在正路上，去吃喝嫖赌，却拖欠几百名工人六个月的工资，让他们吃饭都成了大问题，他们能不起来反抗吗？他们高喊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去向老板要工资，也是无可厚非的举动。其实，我们的打工人对老板，对生活，对他人的要求并不高。春节到了，他们要求要回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他们仅仅要求老板给他们吃饱饭而已。然而，仅仅这一点点要求，欧阳国国都做不到，他们能为他卖命吗？
小说家可谓良苦用心，在他的小说里，将打工人对这个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和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作了一一的比较，从中看出老板与打工人之间那种人性的差别。老板之所以为老板，就是不顾打工人死活，不择手段赚钱，否则就不能成其为老板；打工人之所以是打工人，就得被老板赚取剩余价值，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打工人。然而，两者之间如果超出了这个范畴，这种劳资双方的关系就会变质，价值评判的天平就会倾斜。往往都是打工人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半载，却得不到报酬的事就经常发生，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侵犯也是常事。要不然，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总理出面为打工人讨工钱的新闻出现呢？总理出面为打工人讨工钱，固然值得称赞，但反过来，轮到总理出面才能为打工人讨到工钱，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悲哀吗？
在小说家笔下，打工人的心灵也不是纯洁无瑕的，他们往往见不得自己的同类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在一家几百人的公司，总有人认为，谁要是比自己日子过好了，谁就有可能是与老板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当贺贝加得到老板重用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这样那样地猜测，她可能已经与老板勾搭上了什么的，将本来没有的事，捕风捉影般描绘得有板有眼，说得跟真的一样，使其大家都来孤立她，敌对她，甚至于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这样的心态，在打工人之中普遍存在，只是大部分的人，将这种心态埋藏在心底里了。其实他们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只不过是喜欢跟大流，人云也云，从而在心里寻求一点点平衡而已。当贺贝加被迫执行老板决定的时候，张贴通告的本来是大大咧咧的贺小仪，可工友们却一致指责贺贝加，并在罢工的关键时刻围攻贺贝加。这就暴露出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的“民族劣根性”。在很多时候，他们内心的阴暗，使他们吃尽了苦头而不自知。所以，作为“智者”的贺贝加，在最终老板破产后，就起下了一个美丽的圈套，无形之中就赚取了他们一半的工钱。当然，这个行为就这样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些不地道，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非常的人道。如果不是贺贝加采取这样一种“工资入股”的方法，挽救了国国电子厂，那么，这些打工人就将面临一分钱工资都收不到的危险。所以，贺贝加赚了他们的钱，却还赢得了大家的好感，是她拯救了大家，是她使大家不但能收到一半工资，还可以保证今后还有工作可做，有不感激涕零的道理吗？这就是“智者”。贺贝加在受到误会、侮辱、甚至被围殴时她都能忍受，表现出了她能伸能屈的大将风度。这就是贺贝加的成功之道，尽管你明知道她得到了好处，却还无可指责。她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利益的。从而也就反映出了一些打工人心里阴暗的一面，你真正对他们好的时候，他们老是怀疑你别有用心，甚至寻找机会落井下石；当你明显地占了他们的便宜的时候，他们还对你感激涕零。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字：贱。
在我们打工人中，这样的人是不少的。
小说家用他锐利的目光，渗透一代打工人的内心世界，挖掘到了他们“贱”的根源，并在字里行间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小说家又是同情和赞美打工兄弟姐妹的，他将更多的笔墨和精力花在了赞美他们纯朴、善良、憨厚的本质品性上，塑造出一代打工人美好的形象。
而那些代表着贪婪、堕落，并因此而走上不归路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小说家的笔下展示出来，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贺贝加与贺小仪，虽说她们是孪生姐妹，但她们的性格和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崇尚传统美德，一个追求前卫开放；一个默默创造摆脱打工命运的机会，一个蝇营苟且寻求享乐。小仪将贝加的传统美德说成是呆板、守旧、固执，没有一点现代女人味。她劝告姐姐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人才竞争的时代，要遵循经济规律，要将自身的身体本钱展示出来，让那些有钱的臭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为己所用，别浪费了爹妈给的上好本钱。在向姐姐灌输这一番理论的时候，贺小仪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将当今世上一切不符合市场竞争的歪手段都罗列出来了，弄得姐姐瞠目结舌。姐妹俩的思想迥异，反映出了两个层面的青年女性，心中追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的差异，不单是在打工妹中间存在，就是普遍的中国女性心中也是存在的。小说家抓住了这两种思想根源的本质，理直气壮地对此进行了褒扬与抨击，将美丽与丑恶展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去评判，起到了惩恶扬善的良好效果。
天生丽质，又适逢眼下的大好时代，如果不合理运用自身优势资源，的确是一种浪费。那么，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优势呢？如果像贺小仪那样去利用，势必不是正道，势必遭世人唾弃，就是走捷径快速致富了，那种钱花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不是吗？贺小仪最后不是不敢回家面对老父亲了吗？自己还东躲西藏的过不好安稳日子。对现实丑恶的抨击，小说家从来都是不手软的，所以他塑造了贺小仪、林俐等打工妹形象，也是为了衬托贺贝加这一人物形象的。尽管贺贝加，最后还是对打工人下了一个“圈套”，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点都不影响这个人物的典型性。
打工人的生存状态，始终是小说家关心注焦点。在《南国迷情》里，小说家描写了怎样一群打工人呢？他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整天的工作时间，就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得不到半点的清闲。身体的疲乏之于年轻人，还算不了什么，主要是精神上的空虚与虐待，才是对他们彻底的摧残。他们没有看电视的时间，他们没有看书的时间，他们的内心世界是那样的苍白而贫瘠。当杨放向老板欧阳国国建议搞一次联欢会的时候，老板却说打工人不需要这些东西。在杨放的坚持下，这个晚会终于搞起来了，这才发现，他们的精神是多么的贫乏。打工兄弟姐妹们，在这样一个自娱自乐的晚会上，居然被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可以想见，这样的场面，是多么的震撼人心，是多么的震动灵魂。要知道，这其实就是一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的晚会啊！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我们的打工人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空虚、苍白。也可以折射出老板们是如何地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他们以双重的盘削与压迫。
真正精明的老板，是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能给打工人带来愉悦的，让打工人在业余时间里心情愉快，工作时间就能集中精力创造财富。在工资上稍稍放宽一点，打工人就会干劲十足地为你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之所以工人工资比较好的工厂，老板都很发财，事业都做得很大，就是老板抓住了这一点点经验。小说家将杨放服务的那家公司放在暗处，与国国电子厂有限公司进行了一番比较。那家公司有几万人，工人工资也不错，事业一直很兴旺，发展也很快。这两家公司一明一暗的比较，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因果是循环的。重视工人利益的老板，必然会得到工人出色的回报；不重视工人利益的老板，必然要遭到破产的下场。
小说家在对打工人生存状态进行全面关照的同时，也为老板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同时还为劳动部门的管理者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因此上，一部好的小说，它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供阅读者阅读消遣这样一种单一的作用了。
第三节、运用语言艺术营建意境的凄美与忧伤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真正的纯情，至少在红尘滚滚的都市里没有，在沿海开放的环境里也没有，在很多地方都不可能有，就算有，也可能在一些没有被铅尘污染的地方，也就是那些偏僻的小山村里，一直以来，这些地方就民风纯朴，有纯情也是在情理之中。越是没有纯情就越值得抒写，于是，周崇贤就在珠三角腹地的西江岸边，用他充满柔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纯情时代》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小说家运用他熟练的语言技巧，将一种唯美的情感营建成了一种凄美而忧伤的氛围。发生在主人公程米一身上和周围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打工人的命运是那样的前途莫测，即便是在政府部门打工，也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除非你是埋头工作的机器人，否则，就逃不脱世俗的干扰，免不了遭遇情感与生存等各方面的危机。
《纯情时代》还正面描写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江大成的光辉形象，这在周崇贤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光辉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多见的。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就在这个人物形象的构建中突现出来，让人感觉难能可贵。
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是一部充满了反讽意味的作品，主人公程米一，是一个北方南下的文化人，但他却经不起诱惑，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场景中，表现出了他矛盾复杂的性格。因而，他的结局让人掩卷沉思。小说家演绎的这一组人生故事，几乎就是充满欲望的时代缩影。因而，在这种状态下，对纯情的呼唤和追求，就不单是打工人，而是整个时代和时代中人的心声。
一
在周崇贤的作品里，描写打政府工的主人公不多，《纯情时代》的主人公程米一，是值得说一说的。他虽然在政府部门工作，说到底还是一个打工人，因而，就有了我要说的话题。有了程米一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周崇贤所有的打工小说里，才显得更完美，才不至于留下遗憾。
程米一原本是一个北方人，也是一个诗人，从北方来到海珠市，再从海珠市群众艺术馆的馆员，到西江镇党委办公室秘书，角色的转换，并没有让他穷于应付，反倒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他的工作效率和成绩有目共睹，尤其是他那支写诗的笔，写起新闻和材料来，简直就是得心应手。西江镇在党委书记江大成的带领下，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可是，要是没有程米一这支笔的点缀，是散发不出应有的光芒的。
作为诗人，程米一身上就自然散发出一种儒雅的气息，就在不自觉间吸引了浪漫的卓尔的追随；也吸引了红尘女郎徐染的奉献；也就有了黄茵的崇拜。程米一身边有了这几个女人的围绕，小说家就很容易地运用他熟练的语言技巧，营建出了一种唯美而浪漫、凄美而忧伤的艺术氛围。
作为秘书，因为工作的需要，程米一身上又有很多不良的气息，但这些都不是他本身的性格，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说明问题，是很恰当的。程米一混迹于各大娱乐场所，利用手中的公款，接待着那些永远都花公款吃喝的客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原本也是无奈之举，但谁曾想到这样的无奈，最终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本来可以算着政迹的工作，反倒成了他“倒霉”的证据，这是让人多么沮丧的事。出事后的程米一，从一个镇的党办秘书到一个文化站的小职员，政治地位的落差，让他几乎一厥不振，好在妻子的理解，才让他走出了心灵的桎梏。可是，徐染的妹妹徐然，出于对程米一的报复，扮成姐姐徐染，出现在他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妻子面前，导致妻子带着儿子与程米一离婚，程米一才彻底失去生活的信心。
卓尔是程米一在群艺馆的同事，为了追随程米一，才步他后尘而跟来西江镇，他们之间本来要发生一点激情故事的，由于程米一对妻子的忠诚，始终没有发生。卓尔有些失望，她发现程太的确是一个好女人，就放弃了心中的幻想，但却吊起了程米一的欲望。
徐染原本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风尘女孩，她对程米一，的感情纯粹是崇拜性质，直到最后为之奉献出贞操，也是无怨无悔的。如果单从纯感情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唯美主义的表现，但妹妹徐然的嫉妒，让程米一受伤的心灵受到致命的打击。
程米一的落拓，与黄茵有间接的关联。这个在娱乐场所做了多年“妈咪”的女人，在江大成为程米一的事暗中探测的时候，无意中揭了程米一的短，促成了江大成下决心将程米一清理出政府机关。黄茵本身对程米一没有成见，她甚至在很多时候都为程米一着想。
卓尔与程米一的关系，是一种清纯的友谊，但卓尔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着不同寻常的思维，自知得不到他就主动撤退。这样的情感之于这个时代，是很纯洁的。在卓尔的内心深处，那种传统的美德还是根深蒂固的。因而，这份纯情也算是一份唯美的浪漫。
徐染与程米一之间，虽然已经形成时下很时髦的情人关系，但这种情人关系，也是建立在一种纯粹的情感上的。因此，她甘愿为自己心目中的崇拜者，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激情。从纯粹的感情角度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至美的人间真情，因为，她的奉献没有与对方带来威胁，也没有扰乱社会轶序，从另一种角度来说，甚至就连道德伦理都没侵犯。
程米一最终走向死亡，是因为他对心中坚持已久的诗歌，再也不是纯洁神圣的心灵家园而失去了生存的希望。对社会地位的改变而产生的失落，对生活的失望而带来的触及灵魂的震撼，朋友情谊的脆弱而引起的对灵魂的拷问，精神家园的失窃所带来的心理崩溃，一一困扰着他的心灵，从而，使他一步一步走向滔滔的西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卓尔、徐染、黄茵，这三个女人却带着他的儿子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样的场面是感人的，营造出了一种忧伤的凄美氛围，突出了小说主题。同时，也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反讽。
二
镇委书记江大成，是一个党的优秀基层干部，他带领西江镇干部群众，从一个全市最穷最落后的镇成为最富最先进的镇，其中浸透着他的汗水，也透着他的精明与干练。尤其是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自身清廉等问题上，小说家给予了大量的笔墨进行关注，使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地鲜活在读者的记忆里。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小说家笔下是不多的。正面描写地方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是一个外来作家视野上的盲点，这与周崇贤曾经在一个镇政府做过几个月的秘书有关系。那几个月的秘书工作，让他体验和观察到了基层政府里的种种生活现象，也让他了解到了这一层面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也了解了他们这一层面的人的内心世界和思维模式，以及生存技能。因此，才有这些诩诩如生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这部小说里，才有江大成这样的正面形象，出现在小说家的创作实践中。也可以说，江大成这个人物形象，填补了小说家在这一层面的空白。也使审美活动的客观对象引起阅读者心理的回响性的感动。正面刻画党政机关主要领导者形象的作品，在打工文学画廊里还处于空白状态，江大成这一艺术形象的产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各色人等都在弄潮。作为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小说家，不应该、也不可能漏掉这一层面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著名的打工作家，如果只将自己的视野停留在打工人这一层面，是不应该的，应该将视野扩大些，多塑造些关心和体量打工人生活的政府官员形象，完全可以将犀利的笔触，延伸到更高层次的领导干部身上去，塑造更完美的政府官员形象，让打工人看到更多更高层次的政府官员，都在关心和体贴打工人的生存环境。本着文学改造生活的原则，也可能促使更高层次的政府领导关心和体贴打工人。从而，也会拓展打工文学的涉及范围。这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不无责备地说，在这一方面，是周崇贤整个打工文学作品里的缺憾，也就是说他还做得不够好，还没有看到国家的高、中层领导干部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小说里。从打工人的切身利益和打工文学领域发展趋势来说，都不应该忽略这一层面的人物形象。比如温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的典型事例，所引起的全国民工拖欠工资迅速得到清理现象，其间，一定有很多值得讴歌的动人事迹。尽管事件本身由总理出面才能为民工讨回工钱，就已经不可思议了，但不能否认这一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因而，老周如果能在类似的角度上下一番工夫，凭他的文学功力和打工文学领域的地位，不难写出更有价值的小说来。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期待，也说不定是广大打工人的期待。
在《纯情时代》里，镇委书记江大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尽管还没有典型的事例说明他对打工人的直接关心与体贴，但他的形象至少在打工人心目中是正直无私的。这就足够了。
当然，江大成不是神仙，他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一个镇政府的党委书记，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的心贴近打工人。因而，他在处理程米一这件事情上，还存在歧视外来打工人的主观意识，是很正常的，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需要的。在他的侄子蓄意撞伤程米一这件事上，就没有严格按照一个老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这种事换了谁都会像他那样处理，没有谁会傻瓜到将亲侄子送进监牢去。事实上这样处理是最好的方式，因为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亲眼目睹现场过程。但当他的侄儿媳妇买凶杀人而导致无辜女子毁容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坚持按法律办事，因为这件案子破获得突然，没人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等知道了，已经满城风雨，只好按章办事。尽管在他的感情天平上，是倾向侄儿媳妇的，也不能不牺牲哥嫂的晚年幸福。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也符合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
他帮助卓尔办工厂，买股票，成功扶持卓尔成为企业家；黄茵在西江娱乐界的“妈咪”地位不可动摇，至少也与他的关照分不开。可小说家没有写出这两个美貌女人与他有过肉体关系，甚至暗示都没有。这是小说家在保护这个人物形象的圣洁，还是歪曲现实生活的真实？都不是，是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江大成就是这样一个好干部，他有几十年的党龄，政治生命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他不可能只顾享乐而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他又是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人，经历过很多苦难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着传统美德的人，他珍惜改革开放为他带来的幸福生活，也珍惜他为全镇数万父老乡亲带来的幸福生活。因而，他在工作中大胆实践，在生活上却谨小慎微。他在工作中用公车，必要时甚至将自己一百多万的奔驰也用来接待客商；他甚至手机话费都是自己掏腰包，按规定收取政府补贴那点钱远远不够。这在现实生活中的镇级干部里，是不多见的，因而，这个人物形象是成功的，人物性格的发展也是成功的。
小说家的作品里，大部分的领导人物形象都不够正面，因而，江大成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三
我们也可以将小说家在《纯情时代》这部小说里营建的纯情，理解为对这个社会的一种幻想，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企盼，还可以理解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叛式的批判，或者说是反讽，更可以理解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实践。因为现实生活中，如这样的纯情可能并不存在，因而就显得理想化了一些。但我们可以理解小说家的心情，可能不存在的东西，才是小说家所追求的东西。唯美主义是作家艺术家的通病，也是一种责任。现实生活中有这种美好现象，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赞美，没有，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批判，一种“反叛式”的批判。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将美的生活，美的想象，美的愿望，甚至幻想、企盼再现在艺术作品中，就是对美的一种追求。
《纯情时代》的主题，是表现对美的一种追求的。小说家运用他娴熟的语言，轻松地驾驭着这个主题，营建出凄美忧伤的意境，散发在字里行间，一路读来，让人有一种沉甸甸的惟美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