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将卑微的灵魂升华

——简折长篇小说《盲流部落》与《都市盲流》

 

鄢文江（文学评论家，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得主）

 

 

       “现实告诉我们：弱者用鲜血赢得尊重，凭血性赢得爱情。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你是你自己的英雄！”周崇贤是这样来诠释现代社会中的“英雄”概念的，这里所指的英雄，是弱者中的英雄。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言，打工部落，也就是“盲流部落”，即便走进都市，这个部落的群体还是盲流，也或者说是“都市盲流”；即便这个群体，为社会为国家创造了无数财富，也照样被人称呼为盲流。这个盲流部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弱势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要出一个英雄，是不容易的，是要用很多很多鲜血才能换取到这个头衔的；是要与那些强大的甚至于是可怕的群体抗衡，才能赢得这个头衔的。

 

       不容质疑，《盲流部落》和《都市盲流》，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刀锋，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他的这个英雄头衔，就是用鲜血换来的。在《盲流部落》中，刀锋与之抗衡的，是一个严重腐败的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可以说是一个犯罪集团。在这里，刀锋并不是孤军作战，他的身后有几十万东江人民作后盾，有正义作后盾，有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的中国共产党作后盾，因此，才有一个普通打工者成为英雄的机会。这样的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的，是一个打工群体的集体形象，因而，也就将打工这个弱势群体原本卑微的灵魂升华了。也就是说，打工这个群体中的人们，并不是人们心里想象的那样，全是一些灵魂卑劣的人组成，他们中间也有灵魂高尚者，而刀锋，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

 

       第一节、小说家也能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作贡献

 

       尽管刀锋这个英雄人物形象，是小说家笔下塑造的艺术形象，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年代，尤其是身处弱势的打工群体，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来鼓舞人心。这样一个弱势群体中的英雄形象，他有血有肉地突现在文本中，呈现给我们千百万打工读者，他不但鼓舞了这个弱势群体的人心，也让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得到了升华。无疑，在一些高高在上的人们心目中，打工部落就是一个卑微猥琐的群体。因为，他们做着那些自以为高尚的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因为他们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为了生存而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尊严和人格，因为他们其中极少一部分人，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做出了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事，诸如此类的种种原因，他们就会被人盘削、欺侮，就会被人小看、鄙视，就会被人不当成人，他们的整体形象都会大打折扣，因而，他们的灵魂也就显得非常的卑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群体中出现一个英雄人物，就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尤其是像刀锋这样，捍卫老百姓、国家以及共产党利益的英雄，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更显得重要了。

 

       而在《都市盲流》中的刀锋，做过英雄后，觉得那样的生活太危险，那样的英雄，其实也只不过是古代侠客式的英雄罢了，也不适应现代社会，不适应现代社会中打工部落这个庞大群体的需要。说明白一点就是，《盲流部落》里那种英雄主义，纯粹是个人英雄主义，不能“解放”广大的打工群体，而要“解放”广大的打工群体，就必须用科学的头脑，首先得用科学的知识武装自己头脑，然后才有可能去“解放”广大的打工人。因此，在《都市盲流》中，刀锋摇身一变，成为了律师和记者，专为那些受欺压、受盘削、受侮辱的打工人抱打不平。这个转变本来是主人公人生的转折点，应该在后一部小说中得到更大的发挥，升华为唤醒打工人觉悟和催生打工人强大的“民族英雄”形象，然而没有。从《盲流部落》到《都市盲流》，主人公刀锋表面上看来是转变了，实质上他还是困囿于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圈子里的。性格没有转变，形象也没有转变，只是事件和处理事件的方法不同了罢。实际上刀锋的形象，还是第一部高大完美。

 

       小说家本来是想在第二部中，将刀锋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完美更丰满一些，但鉴于各种原因，不能如愿，最终还是落入了第一部的巢穴。但是，尽管如此，刀锋这个人物形象，在周崇贤的打工小说里，还是比较完美的，甚至于可以说在整个打工文学领域里，《盲流部落》和《都市盲流》这两部小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刀锋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让其他人的打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暗然失色。

 

       打工文学兴起一二十年来，大多数打工文学文本描写的，都是打工人的苦难经历或个人奋斗历程，大多数都停留在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或简单地揭露现实的层面，还较少有这么全方位、这么深入、这么丰满地塑造出能打动人心灵的人物形象。尽管，这部小说在周崇贤本人看来是一部还不成功的作品，但我认为除了在语言上缺乏一种更精致的艺术性以外，它并不比某些所谓的大家们的作品差。《盲流部落》读来有一种让人沉甸甸的沉重感，也可以说是一种厚重感，它透露给读者一种鲜活的信息——这个越来越多的打工群体，不单是一群默默地为祖国强大和人民富裕贡献青春和流血流汗的盲流部落，也不单是一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更是一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他们还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监督者。这是小说家对社会文明进步的贡献！这在普通的打工文学作品里是不多见的。

 

       第二节、打工英雄，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人物

 

       刀锋是小说家笔下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打工英雄人物，他从四川泸州一个叫尧坝的乡镇，来到沿海开放的东江市打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搅进一场反腐斗争的漩窝里去。因为他那富有传奇色彩而着墨不多的母亲，从小教会了他强身健体的功夫，使他成为了东江市防暴机动队八名队员之一，肩负起保护东江人民的重任，从而使他有机会与一个强大的犯罪团伙展开浴血搏斗。他面对的对手，是整个东江市党政要员和他们的子弟“太子党”，他协助公安机关揭穿的，是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虽说这样的大事他只是协助，但他始终战斗在斗争的前沿，战斗在生与死的边缘，他多次与死神察肩而过，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时刻表现出一个防暴队员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崇高精神。

 

       无可否认，在刀锋的思想意识里，流淌着古代侠客的豪情，但又不是那种盲目的打富济贫的古代侠客作风。刀锋是高中毕业生，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他懂得利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正义，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还缺乏社会经验，也因为这种缺乏，带来了很多局限，使他在遇到问题和处理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但他沸腾的热血和强烈的“阶级”感情，以及人格尊严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当他的防暴队员资格被人错误地取消后，还坚持与犯罪分子周旋，最终取得胜利而被恢复队员资格，就体现出了他的英雄主义气慨。这个时候的刀锋，虽说还是没有跳出个人英雄主义的范畴，但是他的动机和目的，都不再是为自己一个人了。任何人在成为英雄的前夕，都不可能去考虑那么多的前因后果。刀锋也不例外，他之所以在危急关头不畏牺牲，完全是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所致，而这种疾恶如仇的性格，是导致个人英雄主义产生的主要动因。

 

       我们也许过于挑剔主人公的行为，进而过于挑剔小说家的创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小说家和他笔下的主人公，都处在一个现代的社会里，而不是古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是不可能有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完美的人物出现的。现代社会要塑造一个英雄，尤其是要塑造一个打工英雄，就不可能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完美。现代社会有很多的局限性，有很多不便诉诸于笔端的局限性。因而，在这部小说的语境里，不完美的形象才是真正符合这一语境要求的，才是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人物形象，才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里，如果人物形象太完美，那就给人以虚无飘渺的感觉，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是煞费苦心的。在构思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时，既不能有违现实社会忌讳的东西，又不能塑造出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既不能像古代小说那样纵横驰骋、随心所欲，又不能落入现代小说的俗套。这就要求小说家要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周崇贤在这方便是做到了的。

 

       打工时代，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时代，至少，在贫富差别较大的社会历史时期，这种现象是不能排除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就自然还有一部分人没富起来，没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自然就要为富起来了这一部分人打工。资本资源与劳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自然就突现出来。因而，剥削与被剥削就产生了，就存在了，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只是多少和轻重的差别。在这种社会现状下，被剥削的就是劳力资源拥有者，就是打工人；剥削者自然是资本资源的拥有者，是为打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老板。作为老板，自然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赚取工人剩余价值的人。因此，这里所说的剥削，也就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言的。这样的剥削，当然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过程和产物，是能够得到社会和大部分人认可的，也是能够得到被剥削者的打工人趋之若鹜地去接受的。

 

       但是，在资本资源和劳力资源交汇在一起，共同创造社会资源的过程中，矛盾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地突现出来。劳力资源拥有者的打工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尽管是为了一己生存而不得不接受现实。但现实社会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可是，资本资源拥有者又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有一个共同的个性，那就是尽可能地赚取（在这里不能说“榨取”这个词）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在管理体制或者管理水平上，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自然而然，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就在所难免。因而，就形成了“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形成，也就是矛盾冲突的形成。一旦形成了矛盾冲突，作为“劳动阶级”的打工阶层，自然就会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展开一系列的争取，也可以说是斗争。所以，打工人的内心世界就产生了不平衡，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情绪。当打工人在受到较之于这个社会来说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就会抵触、反抗、斗争。这样的行为又有可能会受到资本拥有者的老板的“镇压”，由此，矛盾就激化了。时间一长，双方矛盾就会从纵向转化为横向发展。打工人与老板没有矛盾的厂家，要防患于未然，老板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工人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会抵触老板的行为。这样，就形成了“星星之火”，久而久之，势必燎原下去。因此，劳资纠纷层出不穷，最终苦了弱势群体的打工人。怎么办？找劳动部门，找政府部门，找舆论部门……找一切可能给这个弱势群体撑腰的职能部门。但职能部门又往往爱莫能助，或者说鞭长莫及，也或者说爱理不理等等，种种原因，因而就有了打工人的代言人出现，就是刀锋这样的人的出现，或存在。打工群体就需要刀锋这样的人。

 

       在《盲流部落》里，刀锋与黑势力作斗争，倒还不完全体现出上述意义，而在《都市盲流》里面，就完全是这样一个打工人的代言人角色了。现实社会里，小说家周崇贤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人，他为打工兄弟姐妹排忧解难，为打工人伸张正义，为打工人讨要工资等等行为，都能在刀锋身上找到影子。还有他的同事吕啸天先生和王海军先生等人，他们都时常在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做着自己的努力，帮助和解救过一个一个的打工人。因此，小说家在塑造刀锋这个人物形象时，就不是空穴来风了。的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像周崇贤和他的同事以及刀锋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不计其数，因了他们的出现，打工部落这个弱势群体里，才会少了很多很多的人生悲剧。这样的一群人，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他们默默地坚持正义，坚持救助弱势群体，坚持与黑暗势力作斗争，使阴暗面得以在阳光下暴露无遗。这样的人物在社会底层活跃，那些黑势力或带黑势力性质，以及那些与黑势力有关的人物们，自然就视他们为眼中盯，肉中刺，势必除之而后快。因而，主人公刀锋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文学作品是从生活中提炼来的，这是谁都知道的基础知识。若能让现实与文学作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读者感觉作品中的人和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这才是小说家的能耐。

 

       打工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因为社会、环境和自身因素等等种种原因造成的。虽然国家的《劳动法》已经颁布十来年了，但在很多老板心目中，还仅仅停留在一纸空文上。他们也许并不是有意要与国家法律法令抗衡，至少他们是存在侥幸心理的。在利益面前，《劳动法》虽然是高悬的利剑，也就是因为它高悬，他们就肆无忌惮地继续侥幸。因而，打工人的反抗也就显得苍白无力，打工人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了弱势群体。这种时候，打工英雄的出现，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小说家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塑造了刀锋这样的英雄人物。

 

       在社会弱势群体的打工部落中，像刀锋这样的打工英雄不可或缺。现实社会中，像这样的英雄式的人物也是不少的。他们的存在，从大的方面说，可以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进程，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促使国家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向前发展；从小的方面说，能维护这个群体中个体的人格与尊严，能促使一些无良老板不那么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能给这个弱势群体中的个体带来切身利益，能挽回一部分人本来不应该损失的损失。无论是从大的方面，还是从小的方面说来，打工人和打工人中的打工英雄，都是推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人物。

 

       当然，小说家在文本中，并没有说出这些大道理，但作为一个有心的读者，或者说作为一个评述者而言，就不能不去从小说家的文本中挖掘出隐含的主旨。这是我读这两部长篇小说得出的结论。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有个人的生活阅历，人生经验，学识以及生活哲理。我十多年来所经历的打工生活让我无法跳出自身的圈子，自然，思想也是有限的，因此，这样理解这两部小说的主旨不一定正确。如果，一个文学文本仅仅只能是一种解读方式，那么，这个文本就是失败的。就像莎翁的作品一样，每个人看了都有不同的理解，那才是成功的作品。我相信，这两部长篇小说不只我这样一种解读方式。他或者还有N种解读方式，得出N种结论。当然包括那些将这两部小说说得一钱不值的说法。

 

       第三节、主人公形象塑造拙中藏巧

 

       在本章第一节里我说过，主人公形象塑造得并不完美；也说过，就因为这种不完美，才使其更加可信。是的，小说家似乎并没有在主人公的形象上去下功夫，而是将主人公塑造成了一个缺陷很多的人物。但小说家在把握人物性格方面是做得很不错的，他将主人公的性格塑造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特殊性格，是很符合现实的。

 

       在现实社会中，刀锋处于那样的环境，是不允许他的个性得到正常发挥的。一个为一日三餐奔波的打工者，一个为生存挣扎的打工者，能使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不被人为地欺侮，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能要求这种环境给予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出个性吗？那样的要求显然是奢侈的。虽然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应该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应该更加完美，应该塑造出更加完美的艺术形象和艺术个性，应该塑造出更加完美的人物个性。但艺术上的应该不是生活中的应该，如果仅仅为了艺术而去编造生活，那是对艺术的不尊重，也是对生活的不负责任。生活不可能像艺术那么完美无缺，任何人的任何生活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美丽如斯的维纳斯，之所以被世人视作美神，就因为她有缺陷。因而，真正的大美都是有缺陷的。尤其是生活，有缺陷才是真正的美。因此，小说家在塑造刀锋这个人物形象时，紧紧抓住了生活美这一宗旨，才塑造出了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刀锋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多面性，他一方面见不得打工人被人欺侮，一方面又为打工人自身不争气而痛苦。这种痛苦，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他深刻认识到打工人之所以被人欺侮，是因为自身的放纵造成的。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又不能见死不救，因而，他的内心世界也处在矛盾中。矛盾过后，他又产生同情。同情之中，他又不得不去拯救他们。在《盲流部落》里，刀锋作为美洲公司的搬运，发现日本经理宫本正二，利用职权在女职工冲凉房里安装了摄像头，他为此义愤填赝，最终用正义和武功战胜了这个日本浪人。而那个为了生活舒适投进宫本正二怀抱里去的阿兰，在事情败露后，受到工友们的嘲笑和打击，过着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时，刀锋虽然鄙视她“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却又打心眼里同情她的遭遇，最后还不得不保护她的人生安全。这些细节体现了刀锋的侠骨柔肠，也体现了他做人的原则。

 

       小说家在塑造刀锋这个主人公人物形象时，间插了大量的爱情故事，使其人物性格和形象具备复杂性和多面性，因而不显得故事单调与乏味。刀锋与叶小丹那美丽而忧伤的爱情，贯穿于两部小说的始末，让人觉得真爱难觅，真爱难求。可刀锋与林敏的爱情难道说就不是真爱了吗？不，作品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真爱，但最终他们还是没能在一起。这就更表现了真爱难求的道理。

 

       从刀锋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不拘泥于小节的人，他可以与女记者杨蓝开那种很荤的玩笑，也可以与大报记者老枪说一个又一个的荤段子，虽说有时候还有些脸红，同他们接触多了也就无所谓了。但他又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在老枪千方百计想得到杨蓝的时候，他多次“无意间”坏了他的好事，最后还和老枪打了一架。与叶小丹的表妹“洋妞”林梦露的邂逅，导致她打心眼里爱上他的，也就是他那爱憎分明的个性和强悍的体魄。还有刀锋与孟江南的合作，完成了一个大策划，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都体现出刀锋性格的复杂多样。最值得称道的，是刀锋解救那个素昧平生的打工妹，让林梦露感动的同时，也让读者深深地感动着。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人物性格，突现出了一个打工英雄的光辉形象，使读者过目不忘，也使读者渴望着，现实生活中要是某一天突然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在自己面前多好啊！

 

       因了刀锋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多样性，老实说，就掩盖了他的艺术性，看起来就显得有些拙劣，因而可能会使一些道貌岸然的人读后，觉得这样的人物形象没什么特别之处，现实生活中这类人俯拾皆是，不足为奇。是的，正因为不足为奇，才更能体现出小说家对生活的体验与观察是何等的细致入微，对这一代打工人的爱情与生活，把握得是何等的细腻与准确，就更能体现出小说家对打工人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如果说刀锋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拙劣的话，那也是从表面化的意义来理解的，也就是说是被小说家表面的那些描述所迷惑了。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人物形象，前面已经说过，人世间其实是没有真正完美的人的，那些把一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高大完美的手法，并不适宜在普通的打工人身上。如果刀锋这个人物形象真正的高大完美，那就不可信了，那就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生活的艺术其实不是真正的艺术。因此，尽管主人公的形象从表面看来，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很多拙劣的地方，但在我看来，里面却是藏着大巧的。里面的大巧就是主人公的个性和与现实生活的衔接。

 

       那么，刀锋的个性是什么呢？刀锋的个性就是他对爱情的忠贞。像刀锋这样的英雄人物，爱他的人不少，追他的人也不少，有大富大贵的富姐，也有容貌倾城的“洋妞”，还有八面玲珑的女记者……但他心中却始终不渝地怀念着他的初恋——叶小丹。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对打工人的那份真挚的情感和挚爱，使他不顾个人安危，拼死与犯罪分子作殊死的搏斗，以及后来想为打工这个弱势群体撑腰的想法和行为，都是他人性光辉的亮点，都是他个性的真实体现。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不能不说构思得巧妙。他不落“艺术的巢穴”，也不违背生活的现实。拿捏得这样恰到好处，就需要小说家有深厚的内功修为，否则，不可能塑造出刀锋这样的艺术形象。

 

       第四节、尖锐的社会问题隐藏在主人公的言谈举止中

       体现出小说家对生活的细腻感受和大众生活的关怀

 

       我们在阅读《盲流部落》和《都市盲流》的时候，不难看出小说家的创作动机。他塑造刀锋这样一个打工英雄，不外乎是要告诉我们，打工人不仅仅是做最脏最累的活儿的底层劳动者，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远涉千里赚钱，他们也是在为祖国和人民作着贡献，他们也有崇高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他们的人性是光辉的，尽管地位卑微，但“位卑未敢忘国忧”。因而，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千万别以为自己有钱或有权，就能忽略他们的存在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千万不要把他们当作赚钱的工具而奴役……打工人在现实社会里的作用，已不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为钱而打工的打工人了，他们正在走进社会的大舞台，扮演着一些更为重要的角色，正在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向前滚滚挺进。他们正在争取自己真正的主人翁资格，他们正在加强自己的修养和锻炼，正在逐步提高自己。那些对他们不以为然的人们，一定要睁大眼睛，要不然总有一天要大跌眼镜。可以说小说家在忠告那些眼睛长到头上的人，也可以说是在鼓励打工人自身，更可以说是在向社会展示打工群体的实力，也可以说是在为打工人塑像。当然，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仅仅是一两部小说而也。但是，我是不同意后者这种观点的。

 

       文学作品的功能就不用我在此多说了。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没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那么，这部作品光在艺术方面再好，也是虚拟的，也是得不到读者首肯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的体现，首先是要有读者，没有读者的文学作品，哪怕“曲”再高，“和”者也廖若晨星，自然就没有了社会意义。

 

       但周崇贤的小说，不属于这一类作品。《都市盲流》，是在继200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三部总共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后，2004年元月又出版的第四部长篇。同一个出版社，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出版同一个作者四部长篇小说，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周崇贤是一个很受读者喜爱的作家！

 

       在周崇贤的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大多数都是比较尖锐的，他不刻意回避这类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却是巧妙地隐藏在主人公的言谈举止中的，使人不经意间就几乎察觉不到，还以为是主人公在发牢骚。其实，一般的读者可能都没去注意这些问题，只是看后觉得过隐而也，也许没人注意它的“扇动性”，自然，也没听说谁受了什么“扇动”，可是，这样的创作，还是没能躲避过有关部门的目光。当然，不知这个小故事是否具有真实性——在2004年的春节期间，突然就听说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老周已经被公安机关暗中盯上好几年了，重点注意他的言行举止。言下之意似乎就是，如果一旦发现有不对劲的苗头，就会采取特殊行动。后来分析了一下这个消息，觉得它的真实性有很多可疑之处，首先，如果属于“扇动性”一类的性质，那就应归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类的范畴，这是不属于公安局管辖范围的，因而，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其次，纵观周崇贤已发表或出版的这六七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没有发现真正触犯什么条款的，其间纵然有一些牢骚怪话，其实都是社会上早已流传的，只不过是被他集束起来了罢。因此，也不应该有此一说。

 

       是的，在《盲流部落》、《都市盲流》以及《异客》和《我流浪，因为我悲伤》里，是有不少这一类的牢骚怪话，但我个人觉得，不足为奇。这些牢骚怪话，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有的甚至于流传得很广，几乎就是耳熟能详。相反，我个人认为，这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而且还是一件好事。这样集中地表现人民群众真实面貌的“牢骚怪话”，有助于那些掌握大权的人集中了解社会民情，了解民间声音，有什么不好呢？这不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功能体现吗？

 

       上述说法是传言也好，还是真实也罢，这都只能说明周崇贤的小说，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是真的，那么，某一天周崇贤如果正好走到某个正在罢工的工厂门口，那么，这次罢工事件就与他有关吗？当年琼瑶阿姨那些浪漫主义的小说，不知影响了多少女孩，去追求那种海市蜃楼般的浪漫生活，结果吃尽了苦头；就连《还珠格格》的上演，也曾出现过家长欲状告剧组的传说，不是也没什么结果吗？如果一部小说真有那么大的、那么快速的社会影响力，倒真是文学的幸事了！

 

       不要绕舌了罢，这都是题外话。我倒是觉得，尖锐的社会问题出现在文学作品里，这正好说明小说家对社会大众生活的热情关怀，也正好体现小说家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细腻。这是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