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工文学

 

鄢文江（文学评论家，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得主）

 

       打工文学发展到今天，已走过了十多年时光。在我看来，打工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走向理性与成熟。也可以说，打工文学已经形成一种文学流派，一种风格。这种流派和风格，也一天天地，正在逐渐被中国文坛所接受。

 

       那么，打工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流派呢？就整体结构而言，打工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多半都是漂泊离愁，较多表现个人的情感、性格，只有极少数成功的打工作家，才将个人情感上升到了反映群体的生存状态，精神风貌，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的高度。

 

       打工文学其实就是平民文学。它所反映的是特定社会背景下，一个庞大的特定群体的生活面貌，生存状态，价值取向，精神风貌，道德风尚，心灵轨迹，忧患意识。这个特定群体就是打工群体，打工群体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组成部分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微薄，文化结构偏低；缺乏社会见识，没有地域优势，出生寒微的社会底层劳动者。没有政治地位可言的打工人，从故乡走向异乡，又从异乡走向异乡，在不断漂泊的流浪过程中，他们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被迫发出心灵的呼唤，由此产生了打工文学。也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打工文学将比当年的知青文学持续的时间久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会昙花一现。因为，打工文学的沃土是打工人，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知青年代”的“受害者”。随着上层领域的执政方针越来越趋向于平民意识，随着人们在文化消费心理上审美意识形态的调整与转变，打工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已呈上升趋势，打工文学也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因而也将促使更多优秀作品的产生。

 

       目前，在学术界一些“正统”的作家、批评家看来，打工文学就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就是低档次的文学。其实不然。首先，通俗文学并不代表就是低档次的文学，通俗文学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和界线。其次，打工文学并非仅仅是通俗文学，打工文学作品并非全部都是低档次的作品，否则，上不了《人民文学》、《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诗刊》、《诗选刊》等等一些国家级的大型文学期刊。打工文学本身并没有高低档次之分，只是其中作品总体质量参差不齐而已；只是因为打工作家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出身于倍受社会歧视的打工阶层，同时，受文化结构的影响，起步缓慢，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一些“正统”的作家、批评家们人为地歧视所造成了既成事实。

 

       通俗文学的特点是表现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具有说故事、讲情节等传统的表现技巧，旗帜鲜明地针贬时弊，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化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中，传统的道德文化内涵也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和改良。打工文学即使就算是通俗文学，她传承的依然是优良的道德文化内涵。因而，将打工文学一杆子打入低档次的范畴，是不合适的，也是不道德的，更是不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思想内涵的。在我看来，打工文学不但传承了中国优良的道德文化内涵，还丰富了亿万打工人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亿万打工人的道德文化意识的增强，充实了一代劳动者的精神世界。打工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个层面的群体数量越来越多，文化接受能力不是很强，仅靠那些所谓高雅的文化，不可能有效地渗透到他们当中去，也不可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应。因而，打工文学的出现，便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普及优良的道德文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发展，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面前，学术界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抱漠然或歧视态度，是没有道理的。

 

       打工文学源起于深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打工大潮风起云涌。打工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心灵的空虚和精神生活的匮泛，人格尊严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以及法治的乏力，促使打工群体中的先觉者们从内心发出一种呼嚎、呐喊，希望这一新兴的劳动群体的人生际遇和生存环境，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改善，但他们的声音太小了，他们的力量太弱了，社会强权几乎就没有给他们任何说话的空间，因而他们只有选择以文学的方式来表现他们内心世界的渴望，充实心灵空间。由于这样一种文学方式的表现，逐渐形成一个以张伟民、林坚、安子等人为代表的作者队伍。

 

       据了解，最先打出“打工文学”这一旗帜的是张伟民，他以《我是打工仔》为标题的打工生活小说，在《大鹏湾》上发表后，拉开了打工文学的序幕。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实》出版，将“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推向全国。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内，打工文学已经悄然从深圳走向珠三角，并在以《佛山文艺》为代表的打工刊物上得到发扬光大。从一九九0年开始，《佛山文艺》以及后来的姊妹刊《外来工》（《打工族》前身），便以首发打工文学原创作品为己任，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打工作家和诗人，刊发了不少打工作家及诗人的小说和诗歌。在南方文坛打工文学这一领域里，其中早期颇具影响的作家除开张伟民、林坚、安子以外，还有周崇贤、黎志扬、钟道宇、吕啸天、李坚、廖永、郭海鸿、鄢文江、黄河、孙春云、林灵、汪洋等。这一批打工文学的“光大者”们便一直在这一领域里驰骋，绝大多数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周崇贤，更是一路领先，扛起打工文学的大旗走在时代的前列。后来便又涌现出一批新人，如王十月、郑小琼、戴斌、谢湘南、罗德远、徐非、曾文广、唐新勇、沈岳明、钟鸣、唐建华、岳勇、海宗鲤、许强、任明友、张守刚、雪月、长江澜、何真宗、熊彬华、谭公才、陈雁军等（可能还有一些没列举到）。以上前后所列举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先后被国家级和省级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在打工文学这一领域里，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单周崇贤一人，就已经出版了十六部小说专著，近七百万字的打工文学作品；有的已经出版了数部文集。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花城》、《天涯》、《青年作家》、《人民日报-大地》、《羊城晚报-花地》、《诗刊》、《诗选刊》、《作品》、《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四川文学》、《春风》、《长江文艺》等大刊大报。打工文学作品获得省市级文学大奖无数；大多数打工作家都已经走上了职业期刊编辑和专业记者的工作岗位。

 

       打工文学的成长，既顺应了时代潮流，也丰富了文学殿堂，满足了亿万打工人的文化需求。从整体的层面来讲，虽然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却也遵循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壮大了中国文坛的作家队伍。

 

       然而，打工文学这一作家群体，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却始终还处于一种散漫的个体状态，还缺乏一种集束式的暴发力，也缺乏刊发这类文学作品的专门阵地。虽然现在有《佛山文艺》、《打工族》、《江门文艺》、《采贝-打工文学》等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但是，这些刊物都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打工期刊，在整体质量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值得一提的是黎志扬先生，他在网上创办了“打工文学联网”网页，对壮大打工文学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打工文学任重而道远。如果要想从整体上再跨一个台阶，让打工文学真正走进中国文学殿堂，我们打工文学队伍自身还得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顺应时代的优秀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文学事业的大家庭里，一定少不了打工文学这支生力军。因此，我建议，并且呼吁：率先在广东省内成立打工作家协会，有条件地广泛吸收会员；邀请省文联或者省作协代为管辖，把握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作为一个正式的民间文艺团体出现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同时，想办法集资，创办一份真正的《打工文学》杂志，专门发表纯粹意义的打工文学作品（包括打工文学评论文章）。

 

       打工人离不开打工文学，时代需要打工文学；打工文学倡导的打工精神是社会的一笔财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社会的安定团结才有保障。打工文学的出现，消磨了不少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对社会积极的一面已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只有正确引导这一在数量上越来越强大的群体成员的思想意识，积极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才能在质量上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才能更有效的发挥出这个群体的潜能，推动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