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对，稻粱之谋，乃真正知识分子所不为也！我写《大桥下》，就是要用艺术的形式干预社会。编剧干预社会的武器是笔，以笔为针，以笔为旗杆。针，可以用来挑社会肌体里的刺儿、可以缝补社会阶层之间的裂隙、可以针灸社会的病灶；以笔为旗杆，思想就是飘扬的旗帜。一支笔能够站立，很多眼睛就能看到目标，很多灵魂就能找到标杆。这个作品原名《追债记》，本意就是替弱势群体“追债”，剧本说的也是弱势群体“追债”的故事。顺乎大自然规律，应该没有弱势群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污泥埋葬大鱼，新的生命又以污泥为平台或者载体……相生相克，生生不息，是一条完整的生物链，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是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只有貌似的强弱，没有绝对的强弱之说。但是，人类社会群体中反自然之道，却存在弱势群体——相对到绝对程度的弱势群体。本剧中的丑样子、葛光常乃至何菡萏都是。存在绝对弱势群体，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所以，绝对的弱势群体要追债。

 

       杨：新时期以来广东小剧场戏剧似乎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以《故事新编》系列为代表，沿袭西方小剧场戏剧的反叛性和超前性，注重形式上的探索和实验，突破传统戏剧的规范；另一种是以《泥巴人》和《绿色的阳台》为代表，是“中国特色”的小剧场，即在小型剧场里演出的传统戏剧。真正能够兼顾小剧场戏剧先锋品质和中国观众接受能力的，我感觉只有《我爱莫扎特》和《大桥下》。《我爱莫扎特》的创作深受弗洛依德心理学尤其是其人格理论的影响，剧作家用弗洛依德人格结构理论和精神分析疗法，表现了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对人格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危害，表现了病态人格的矫正途径和过程。作者让人物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自由出入，使故事情节相互呼应，相互影响；让人物在意识上相互暗示，相互交流，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人格和心灵的交响乐，从而拓展了戏剧艺术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空间和深度，丰富了戏剧舞台的表现手法。比较而言，《大桥下》的创作更注意社会批判与艺术探索的结合，内容更趋于写实，有关于生命、诚实、爱情、尊严的思考，有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相对清晰的故事情节；同时又在艺术上突破常规，大胆探索，表现方式十分驳杂。三个演员分饰十几个角色，像“变脸”一样让人目不暇接，而“人狗互变”的情节尤其深刻地表现出人性的异化和人生的荒诞；放录像等方式的情景再现，让观众体会到与传统戏剧中“戏中戏”完全不同的情节组装与故事拼接的神奇与魅力；戏中的台词妙语联珠，机警犀利，充满悖论和反讽，还引入了配合网络达人音乐《忐忑》的辩论赛，让人心窍灵活，耳目一新；此外，作品中还运用了电视综艺节目常用的小品、魔术、歌舞等多种形式，让人不禁拍案称奇：戏剧原来可以这样演！

 

       尹：艺术贵在创新，形式上的探索是必要的，我在这部戏里做了一些大胆实验；但同时也要贴近现实，关注人生，不能用花哨的形式上的实验代替深刻的思想内容，此外还要考虑观众的接受能力。我写剧本追求的艺术效果是引人入胜、感人至深、发人深省，我将之简称为“三人效果”。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也是三个必有的要素：故事的结构、情感的宣叙、哲理的探讨都做到极尽能事。

 

       杨：我注意到演出说明书上写了两句话：“荒诞到让人震撼，幽默到让人落泪”，我觉得这是对这部戏最贴切、最中肯的评价。叔本华说过，人生从整体看是悲剧，而从细节看则具有喜剧性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大桥下》正是这样的人生缩影，它在细节处理上追求喜剧效果，是荒诞的，幽默的，热闹的；但是在荒诞、幽默、热闹的外表下，却透出深深的悲凉与无奈。

 

       尹：自我表扬一下，这是我自产自销的广告词。

 

       杨：现在许多评论文章动不动就洋洋洒洒长篇大论，一套一套有关无关的理论堆在那里，但就是抓不住作品的特点，反倒不如这样的广告。钱钟书《围城》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后的几十年里，大多数的评论都只注意到它的幽默、机智以及与此相关的技巧、手法，将它看作“一册高级趣味的消闲书”，或是将它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认为钱钟书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嘲讽某些知识分子。倒是六十多年前一篇介绍《围城》的广告，认为它的“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寥寥数语，表现出这位不知名姓的广告作者对《围城》的深刻理解，它准确地概括了《围城》最基本的特征。你的广告词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把握住了《大桥下》创作的特点，就是外冷内热，外圆内方，特别善于正话反说，正戏反做，在嬉笑怒骂中表现人物的痛苦和挣扎，在荒诞不经中表现物质世界对人的压迫，表现人生的乖谬与人性的异化，充满了黑色幽默。

 

       尹：艺术贵在含蓄，正话反说，正戏反做是一种办法。事实上，现在社会上处处都有正话反说，正戏反做的现象，比如：贪官在事发东窗前都慷慨激昂地宣称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将教育弄成生意的人高呼以人为本，以德育人；江湖庸医一本正经宣言病人就是上帝，救死扶伤；无良奸商信誓旦旦宣称守法经营，反馈社会云云，都是正话反说，都是正戏反做，我不过是向社会现实学习，用荒诞演绎真实，用搞笑表现悲怆，用轻松展示沉重。你刚才说戏里充满了黑色幽默，我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现在真正的喜剧很少。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究其实质是愚民。全民崇拜赵、春、阳，其实悲剧。真正的喜剧，是让人思索并在思索之后流泪的。可以简洁地说：喜剧是让人沉重思索的艺术。在这个剧的演出上，我支持布莱希特体系。

 

       杨：我觉得喜剧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我们既需要让人沉重思索的喜剧，也需要让人轻松愉快的喜剧。这种对谐趣的追求体现了对普通观众审美需求的尊重，我认为也是需要的。

 

       尹：我不反对具有大众文化娱乐精神的喜剧，但这样的喜剧也有格调高低之分。

 

       杨：对，轻松的谐趣不是一味“莫喱头”的“搅笑”，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轻松过度成轻浮，滑稽过度成油滑，搅笑过度成闹剧。因此，我们既要尊重也应引导和提高观众的审美趣味，而不能为取悦观众赚取笑声而一味插科打诨，拼凑噱头。有的作品不着力刻画人物的喜剧性格和制造喜剧情景，而是追求外在形体、动作的滑稽，为笑笑而笑笑以迎合观众，但效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尹：不错，佛山话剧团以前主要演方言的市井风情喜剧，风格比较轻松。这次让他们演另一种风格的喜剧，有些难为他们了，不过他们还是表演得不错，现在看来，观众是认可的。目前《大桥下》已获邀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和广东省艺术节，我希望佛山能多出几部不同风格的小剧场戏剧，并逐步成为华南地区小剧场艺术中心，我觉得佛山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必要，这对佛山城市文化建设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刚刚杀青一部小剧场话剧《君子墟》，属于市井风情喜剧样式，风格比较轻松，但绝不是轻浮油滑的闹剧，一以贯之地追求“三人效果”，我觉得非常适合佛话演员的传统风格。

 

       杨：佛山正在由制造业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城市转型不仅仅是产业的升级换代，还应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代都市文化形态。都市文化形态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形态，既要有主旋律文化，又要有商业流行文化，还要有先锋实验文化，目前佛山还缺乏这种先锋实验文化。以前，我们的文化主要以本地市民和外来工为服务对象，产业的升级换代后，大量年轻白领涌入，就会出现先锋实验文化的需求。我相信《大桥下》的上演，将推动佛山实验艺术的发展，有助于改善和提升文化环境，形成多元、包容的现代城市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