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丨“打工作家”周崇贤：胸中有大道，笔底起风雷
“打工作家”周崇贤：胸中有大道，笔底起风雷
作家：周崇贤
主持人：廖琪
本访谈原载于《佛山文艺》2019年第6期“作家十二邀”专栏。《作家十二邀》每期选择一位作家，围绕写作与时代、地域之间的关系，作家的性别、职业、教育背景、成长经历对写作的影响，作家、编辑、读者之间的互动作用，写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问题以及获得的经验等话题，探讨新时代作家的梦与惑。
早期觉醒者的出路：
用血泪撰文“让无声者发声”
廖琪（下简称“廖”）：成名要趁早，这话搁在你身上也很合适。15岁浪迹天涯，年仅24岁，凭一篇小说就摘走了广东省青年文学的最高奖项——新人新作奖，被央视采访报道，被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接见。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要知道，跟你同一起跑线的兄弟姐妹们，当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人生茫然无期，而你已经出名了。现在回首，那是怎样一种感受？
周崇贤（下简称“周”） ：在我看来，人活一世，再穷无非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进取的精神一定要有：你可以消灭我，但你无法打败我。而对于出名或不出名，出得早或出得晚，这个不是由我个人决定的，我相信冥冥中的力量，如同神示。就像天降大任于斯人，你出名得早，就得过早承担起与这个名相应的责任，尽相应的义务。否则就是德不配位，不会有善终。我相信万事万物皆如此。
廖：我一直好奇，你从打工者的身份最终走向文学之路，“华丽的转身”，成了打工的传奇，哪些事情或者因素，起了关键推手的作用？跟你上面讲的强烈的“出人头地”意愿有关吗？
周：“让无声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就是无声者、无力者中的一员。无论命运让不让我发声，也无论我的力气多大多小，我都必须前行，也必须发声。就像《流浪地球》里的一句台词：无论人类将走向何方，我们都决定选择希望。而学习，不断地学习，就是我所有的希望。宇宙中有四种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其中一种，就是知识。它可以给我前行的力量。
所以，1986年，年仅16岁的我，在街头广告栏看到民盟贵阳自修大学的招生启事，就萌生了强烈的读书进修的愿望，即使那笔钱对当时的我来讲，承受起来很吃力，可心中的学习情结解不开，一咬牙还是报了名。我最喜欢写作课，1987年又上了贵阳文联办的文学创作培训班。这些主动求学的内驱力，对我后来走向文学道路至关重要。有句话叫“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其实，那时候我都没听谁说过这话，我生活的圈子，没人说得出这么哲学的话来。那时候，我只是，渴望读书，渴望知识。
廖：满打满算，漂泊5年，广东工厂打工3年，当过搬运工，挖过煤，做过建筑，进过工厂。打工流水线上的艰辛与苦难，“打工族”的凄凉与哀伤像一把雕刀，日复一日地打磨和雕琢着你，30岁不到，就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我流浪，因为我悲伤》《盲流部落》《都市盲流》《南国迷情》等十多部作品，合700多万字。生活对你的回报如此之大！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产生反映现实撰字成文的冲动，且诉说或者呼吁乃至呐喊的冲动那么强烈？也就是说仅几年的打工经历，就足够你写一辈子，且不断引发争鸣，跟什么有关？
周：跟让上帝发笑的思考有关。我喜欢思考——其实是“没事净瞎想”。我不认识上帝，他为什么要发笑，我无从得知。如果人类一思考他就会发笑，我想他的脑子肯定有毛病。思考真的有那么可笑吗？我觉得不思考才可笑。
实际上，我一直都在思考——“瞎想”。
本来，我打出生起，到22岁那年，从来就没见过大雪飘飘，顶多也就在菜叶子上，捡到过一些晶亮的冰块。可是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一场大雪。还有一间小屋子，和一个被堵死了的窗口。我不知道这是啥意思，我被这个东西搞得神思恍惚。后来，我终于把大雪里的小屋写出来了，题目叫《那窗·那雪·那女孩》。再后来，如大家所知，这个小说获得了广东省第九届新人新作奖。
关于瞎想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会突然想到：是谁把沙井盖偷走了？会不会是一个中学校长? （后来形成了小说《沙井盖》）又比如：一个体面的少妇，她穿着好看的套裙和高跟鞋，拉着一辆破烂的板车，在城市里飞奔等等。我发觉，凡是这瞎想的东西，等写出来之后，全都很有意思。
廖：恰是你的“瞎想”，出炉了各种新鲜制造，形成了你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1991年6月，你用《打工妹咏叹调》叩开了《佛山文艺》的大门，走向成千上万的读者，从此大家记住了周崇贤这个名字。今天重读《打工妹咏叹调》，文笔虽显稚嫩，但情感饱满，女工煮食芭蕉的情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同情得想淌泪。据说文章刊载后，引起打工妹们争相翻阅，也引来评论家的注意。后来，你写道：“直到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猛然意识到，当年的蓝妹妹，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可以让我们激动和流泪的打工精神！精神万岁。”到底是什么精神？
周：每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都有活着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是需要被尊重的。麻木永远没有希望，觉醒才是唯一的出路。蓝妹妹是觉醒的开始。她让在第三世界挣扎的打工人看到了星光，获得了力量。它是形而上的，不屈的精神。
在这儿我想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佛山文艺》当过编辑，后来去了《江门文艺》并“官”至副社长的鄢文江，他有一本书获过“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其中有一段文字，讲述了打工文学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强大。
鄢文江这样写道：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当时销售百万份的《佛山文艺》杂志，在我们这些打工文学爱好者的眼中，是非常神圣的。就在那年的六月份，这本杂志发表的小说《打工妹咏叹调》看得我们热血沸腾。那时，我还在顺德碧江一家制衣厂打工，厂里几百名工友，爱不爱好文学的人基本上都看过这部小说，仿佛一夜之间‘洛阳纸贵’，小镇里的书店书摊上的《佛山文艺》一扫而光。那个小镇，当时工厂还不多，算是偏僻落后的地方。
后来，周崇贤这个名字屡屡出现在《佛山文艺》上，篇篇文章都令人激动。于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打工人因此而记住了周崇贤三个字。
后来，我辗转到了中山。当那些纯朴的工友得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均不约而同地问我认不认识周崇贤。那时的中山，已形成了工业立市的格局，几十万外来打工人中，我们泸州地区的人就占了二十来万。我告诉他们，周崇贤就是我们泸州人，个个都莫名其妙地兴奋不已。以至于后来凡是有周崇贤文章的杂志都去买回来看。当然，我也不例外，那段时间，我们都把《佛山文艺》当成宝贝来收藏，一年下来，厂里能收出几十套完整的杂志，有的人还不远万里搬运回家，一捆一捆的，很吃力地提着挤火车，挤长途客车，不惜交高额托运费。”
一个小小的制衣厂，竟收藏几十套完整的《佛山文艺》，而且，在打工那么苦的情况下，不惜高额运费，把这些杂志不远万里，一捆一捆再搬回家。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廖：1993年发表在《作品》上的《那窗·那雪·那女孩》，应该是你众多小说中最为独特的——最艺术范，区别于你其他直抒胸臆讲故事的叙事激情，那种欲说还休的朦胧，甚至叫人读不太懂，艺术手法上有炫技成分，青年男女对过往、当下以及未来的无尽忧伤和追寻，给人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的悲怆感。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周：《耶稣传》里有这么一段话：“天风随意吹拂，人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灵的事，原是超人知识的奥秘。有远象的见远象，那不见远象的，或者望望然，或者嚣嚣然，又怎能够知道上一层世界里的真际？”
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生命也是。命运更是。这个谜无法说清，但可以体悟和感受。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所见所闻，到底知道多少？
我相信这个巨大的未知，这个未知就像地心引力，我相信一定是它在时刻引领我们。我试图了解它，接近它，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是的，是有点悲怆。
廖：1994年之后，你已经脱离了一线的工厂磨难，曾历任中山市人民广播电台、香山报社，南海日报社副刊部副主任，珠江时报社执行主编……这些身份的改变，对你个人和写作的影响是什么？
周：影响是肯定的。但这个影响并不是某种身份的改变，而是现实。我无法摆脱大众的现实进入个体的冥想。也就是说我很难与现实拉开距离，很难置身事外，很难从生活中抽离出去，审视他人，事不关己地指指点点。这也是我的写作在技术层面无可炫耀的原因。
廖：可以这么说吗？正是这些“现实”，成了你的素材来源，形成了你的批判现实眼光和现实主义品格。
《打工妹咏叹调》《我们是害虫》《杀狗》等小说中，描述了触目惊心的场景：打工妹饿得煮蕉吃，亲哥哥联手家人把亲妹妹送到台商床上，质检员对女朋友下毒手，王二卖子休妻……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也即现实，展示了资本入侵，带着嗜血贪婪的味道，啃食了一部分人的良知，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一边是难以栖身的城市。痛痛痛！但同时，它也唤起了一批人的觉醒意识。打工者的精神世界，有困窘、迷茫，但也有激情、梦想与追求……
周：对，觉醒。觉醒是唯一的出路。我在觉醒，而很多人还在麻木，并乐此不疲。
廖：在创作中，你直面了什么？回避了什么？你最满意自己的哪部作品？
周：认真读过我作品的人，我相信一定知道，我是不会回避什么的，除非是我确实没发现或没认识到。人生也就那么几十年，没必要为苟活而回避什么。而直面呢，我想我的很多回答都足以说明了。至于最满意的作品，很明显，她还没有诞生。
廖：能谈谈各个创作阶段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吗？
周：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可以笑我，因为我读书很杂，什么书都读，却没有系统地读过谁的作品。那些公认的名著，我敢肯定许多人都是硬着头皮去读的，因为其中不少作品远不如评论家吹的那么绝妙。后来我才知，读名著是要结合时代背景的，要不然很可能就不忍卒读。至于一些名家作报告时总要讲一长串外国作家的名字和外国的作品，那是因为这些名家的创作主要源于模仿，不讲几个外国人的名字都不好意思开口。
这伙人，怎么说呢，主要是缺乏文化自信，对自己，对中华文化，没有自信。拿来主义从科技开始，到文艺，都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么多年来，名头很响的某批人，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几乎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创造。就像老话讲的那样：一直在模仿，从来没超越。
这倒不是说，我就不受他人的影响，我也一样。比如鲁迅和沈从文。我很喜欢沈从文营造的艺术氛围。而鲁迅传给我的，却是一种绝对不能没有的血性。实际上，我之所以被推到打工文学的潮头成为先遣部队中的一名战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血性—— 一种无坚不摧的精神。
打工文学“战士”的血性：
有随时挺身而出“当头棒喝”的勇气
廖：如上所述，你的打工文学 “战士”形象一再出现。我留意到，2005年，在“打工文学创作实践与未来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你的一番发言，可谓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许多拿着国家工资或揣着大把钱过着富裕日子的‘上等人’，他们总是满脑子对外来工或者说对穷人根深蒂固的歧视乃至无视，这些‘上等人’就包括那部分所谓的评论家们！而打工者和打工文学一样，长期以来都在遭遇和承受着‘上等人’的蔑视。所以，我以为庞大浩荡的打工群落非常需要肩扛社会责任与良心的打工文学，打工文学应当是一部精神的法典，它惩恶扬善，充满血性，能给我们以力量、希望和尊严。我敢肯定那些贱视打工者和打工文学的人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面对底层人民时作为一个人起码的良知！”为何你敢于不断地发出这种感叹？
周：因为我身在其中，不能置身事外。我曾经随手写过一段心情文字，这段文字，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一名离群索居的战士，文学是他随身携带的匕首与投枪。大部队已经被物欲收买，曾经的战友，已经或正在向现实投降，而他选择了对抗。是的，是对抗，当功利主义所向披靡，当物质欲求泛滥成灾，当精神一天天远离内心，他只能对抗，必须对抗！名和利，权势和欲望，这些自古而下的尘埃，蒙蔽了多少人，污染了多少，糟践了多少人，不得而知。而世界是喧哗的纷繁的，为名为利为权势，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物竞天择是生存的自然法则，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放之四海的行为标准。
但是，每个人都会死，一切都会终结，这也是不可违的自然法则。热闹的大戏，总有曲终人散时；奢华的宴会，交杯换盏酒酣耳热之后，注定了剩下杯盘狼藉。当我们曾经为之追逐了一生的权和势，金钱和利益，不再属于我们，我们将以什么来抚慰自己干涸的内心？当喧闹的假象因了生命的尾音而渐次退去，守着一地的冷清，我们，又将以什么来告慰自己的亡灵？
人生是需要追问的，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应该怎么活着？我们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追问，是升华自我的唯一途径。而文学，是救赎内心的一条途径。
现实和世俗日渐逼近，离群索居的战士，只能往思想的高处节节败退。高处不胜寒！但他不会乞和，更不会投降。直至无路可退，直至弹尽粮绝！”
廖：早期作品情绪饱胀，愤怒，充满控诉，作为亲历者，痛感十足，可以理解。但我所不能理解的是，创作《杀狗》时，已是2008年了，这篇小说对城市几乎是颠覆性的批判，你都被“招安”了，生活无忧，功成名就，愤怒和戾气从何而来？
大部分像你这样的成功人士，早就跟文学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了，你为何还在为那帮“蝼蚁们”书写？还在炮制“不和谐”？
周：我说过，文学是思想的产物。这个跟生活好不好无关，跟功成名就无关。我不可能因为好吃好喝就快乐得跟小鸟一样。这是文人基因，改不了的。
但是，我不认为我在炮制“不和谐”，相反，我认为我在推动社会文明进程。就好比，你漂亮的脸上长了暗疮，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涂脂抹粉，遮住它（这是聪明人正在干的事儿）；二是吃药治疗。我倾向于后者。我的写作，无非就是告诉你脸上长暗疮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你把暗疮治好，你会更漂亮。我没有恶意，只是希望你更漂亮。
廖：这个比喻太精妙了！但具体到作品，尤其是《杀狗》，里面有太多血淋淋的场景，会不会被认为是妖魔化城市了？毕竟，城市实现了很多人的梦想，你自己也是受益者，歌功颂德不是来得更快吗？
周：这个问题很尖锐。如果因为自己得到好处就闭嘴或献媚，那文学只能算是一门手艺，跟我做木匠，做泥水匠没什么区别。能靠手艺解决生存所需，创造出一家人的美好生活，很好。但作家，在我的认知里，不是手艺人，他应该文以载道。
当然了，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为个人好处写作，为得到好处沾沾自喜甚或乐不可支，这也蛮好。人都是趋利动物嘛。但这种写作，只能是手艺人式的写作。这事我也干过，今后也有可能还会干。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文学创作只有高原没有高峰”的时代之问的标准答案。一群手艺人，怎么可能创造出让人仰望的高峰？
城市文明泥沙俱下，它对世道人心的侵蚀，如果我们或麻木或自知却乐此不疲，这个是不是很要命？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当头棒喝。
廖：“当头棒喝”得好！就在2018年12月，你参加“我们的声音，诗歌进工厂”，还在喊痛。你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工业文明、城市化的春天，打工者从农村进入城市，参与这个春天盛大的播种，在春种夏耕秋收的劳碌中喊几声累，骂几句脏话，这在我看来，就像是在喊劳动号子。一边喊累一边骂娘一边干活，四十年过去了，金灿灿的稻谷满山遍野，香飘华夏——腰酸背痛的他们，终于痛并快乐着，喊来了梦想中的美好生活。”
周：不能用作家的标准去要求众生。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是人类的本能。事实上，他们当年在痛中咒骂，而今在乐中沉迷，都是必然。而作家却不能这样，作家得看到华丽袍子里边暗藏的虱子和多种可能性。而与此同时，作家也应当尊重众生用汗水换来的快乐。但又因为这个快乐来之不易，作家更应该保持清醒，不合时宜地提醒众生珍惜这份快乐，不要任性挥霍这份快乐。
廖：不过此时的作品，我也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多重的生活逻辑的呈现，令你的作品更为丰富和多姿多彩。比如《沙井盖》《连锁反应》。李云雷说：对于叙述者来说，如何让故事按照小说主人公的生活逻辑展开，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这需要作家对笔下人物有相当的理解与尊重，而生活本身又是如此丰富复杂，作家可能会熟悉某一种生活逻辑，但将两种以上的生活逻辑结合在一起，却首先需要作家“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叙述与表达的能力。在《连锁反应》中，你就显示出了这样的能力。
周：是的，我希望能理解并尊重笔下的人和事，身边的人和事。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有他们各自的生活逻辑。我们可以不认同，却可以尝试去理解和尊重。
廖：《悲情城市》一书艺术性思想性臻于完美，最好的生存状态，前期生存得来的几重的生活逻辑，方方面面的人都很通透，完全可以处理得很好。还会继续这么写下去吗？
周：我的缺点，就在于没有规划。比如，我也喜欢这部集子。可是，我真的没想过要订个计划，朝着这个风格，这个方向，弄个惊天动地。天地跟我又没仇，我好像也没必要刻意去惊动他们。
被标签化的是与非：
探讨“打工文学”“打工作家”现象及意义
关键词一：打工作家——评论家扣上的草帽亦或读者赠予的桂冠？
廖：被贴上“打工作家”标签，你喜欢吗？如何看待这个标签？
周：该来的终归会来。怎么会有一个叫杨宏海的人会想出“打工文学”这个名堂？可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相信每个人，每件事，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所以，喜欢与不喜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现实。既然来了，那就握个手，问声好。
廖：那么你是如何完成对“打工作家”的身份认证的?
周：请原谅我的无知。至少在1992年之前，我还没听说过打工文学，1990年我一路风尘抵达广东，在车间里为老板埋头苦干了几年，这才听别人说，其实我写的许多与打工生活有关的小说，叫打工文学。
而认真说，打我15岁那年远离故土开始，我的人生航向就被钉在了打工这两个从曾经到现在都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字眼上。我的小说处女作写于1986年，直到1988年才发表于《凉山文学》，如果用今天的术语去套她，那个反映流浪生活的小说，就是不折不扣的打工文学。由此我想自己被叫作“打工作家”是一种必然，历史的必然。
实际上我一直不大喜欢别人用一种暧昧的语调称我为打工作家。特别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当他们说起打工作家的时候，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就好像打工作家只是国产的黑白长虹，而他们是进口的彩色索尼。面对这样的浅薄，以当时我二三十岁的修为，要做到心平气和不以为意，还真有点难度。
而更大的误会是，许多对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都一知半解的文坛官僚，老是先入为主地以为打工作家是自封的，却不知那是读者对他们的衷心拥戴，他们完全是靠作品赢得读者，而不是靠人民群众对“作家”惯性的崇敬。然而一些人总是惯性地以为打工作家也像他们那帮在机关里拉帮结派的文人一样，动不动就要立几个山头，搞几个山大王出来。于是就很担心，怕打工作家做井底之蛙，自满于打工这个小圈子，误了前程。
也许不能说他们的担心完全没有道理，但肯定不适合第一批打工作家。安子、林坚、张伟明等第一批打工作家中，安子走的是泛文学的群众路线，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走纯文学路线的张伟明、林坚拥有“广东文学院院士”的身份，他们没必要去争一顶“打工作家”的草帽。
倒是后来有一些打工作者，没什么作品也没什么影响，却又盼着出头之日，于是就争着将打工作家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其中有人还钻营得比较成功。但无论怎样，这也只是可以理解的功利原因，与文学本身没有关系。
因为有了越来越多“自封”的打工作家，其中一些人的作为还有损打工作家的形象，所以我至今还对自己的“打工作家”身份不冷不热。只是我是个很随意的人，谁说我是什么都不要紧。就像我的名字，可以叫周崇贤，也可以叫别的什么。重要的不是叫法，而是你到底是谁，你都做了些什么?
有时我也想过，与其说打工作家是文学批评家强加给我的草帽，不如说是读者真心诚意捧给我的桂冠。其原因是我那些年写了不少打工小说，读者读来读去，就认可了我。而一些评论家，他们除了忙着去拿点好处做吹鼓手忙着完成规定的任务，哪里还有心思来读我那些小说啊。
于是我想我更原意接受并珍惜读者给我的这顶桂冠，我甚至因此时常心怀感动。因为他们和批评家站的角度完全不同。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爱他们。
关键词二：文学改变命运——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
廖：在打工时代，文学对你的生存意味着什么?
周：我的一位哥们曾开玩笑说：一个人，如果18岁时爱好文学，那是很正常的；28岁时仍爱好文学，也可以理解；但如果38岁时还爱好文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至少说明这个人没出息。
我觉得他是在说我。我的生活中每每能给我快乐的，唯有文学。
有阵子，除了挣钱这个谁都感兴趣的事儿，很多拿国家工资的“老爷”，对打“拖拉机”特别有兴趣，那种热情，比干工作高多了。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我对那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甚至为他们如此浪费时间感到心痛。很多时候，总会有人拉我入局，当我表示没兴趣后，我就成了怪物，大伙都觉得连牌都不打的人，当真是奇怪了。而我自然不会说我宁愿看几页小说，那样不被他们笑话恐怕是见鬼了。
但我真的离不开文学，文学几乎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我的感情、思想、行为，几乎无时无刻不与之相关。
曾经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无数次说过：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但我想别人所说的和我所说的是两个意思。别人说的，一般指生活环境的改观——即从打工仔到作家、从低收入到高收入。过上了好日子。这当然不错，但这只是一方面，而且是不怎么紧要的一方面。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早在多年之前就掌握了好几门求生技能，如果没搞文学，我做做木工手艺，或做个建筑包工头，是没什么问题的。我甚至可以发点小财，开着轿车，带个小蜜，根本用不着像时下一些人那样打着文学幌子招摇撞骗。
即便是踏上了文学之路，转行的机会也曾有过，比如从政，1992年的时候家乡政府官员曾叫我回去做人民公仆；比如捞钱，1994年广州一老板曾许诺丰厚待遇，叫我跟他打天下。然而当这样的机会到来，动摇之后却终究没行动。1995年，因为无法忍受单位对“打工记者”的不公平待遇，我终于跳去珠三角的一个镇上做人民公仆。一个关心我的前辈预言我会从此远离文学，但他没料到我才干几个月，就丢下正在装修的房子收兵回营，重新回到文学的怀抱中来了。
我之所以啰嗦这些，想强调的是文学之于我真的很重要，她所能带给我的物质非常有限，但精神无限。人活一世，总要讲点精神。文学给了我深沉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不但让我终生受用不尽，还影响着我的读者。这是很多人永远都做不到的。这就是生命的质量，这就是人生的价值。那么我还祈求什么?
关键词三：使命——从大众消费到小圈子的赏玩，文学归于理性
廖：你认为90年代的打工者生存现状和打工精神，与00年代，以及10年代，有何变化？
周：所有的发生都是必然，当年是，现在也是，因与果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当年是必经之路，工业文明的初始总是从原罪开始，这时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呐喊；现在也是必经之路，工作和生活环境都改善了很多，有些工厂的宿舍、车间都配空调了。但这个时候不能沉迷于物质享受，奋斗、吃苦耐劳的传统不能丢，所以需要有人出来当头棒喝。二者的区别是，当年是因为物质贫贱，而今是因为精神失重。
廖：我注意到，90年代作协有打工作家班培训，期刊也处于黄金辉煌期，打工作家备受尊重，期刊自带阅读流量——动辄上几万的期销量，实打实靠着打工群体的关注。作家有足够的话语权，打工作家甚至有被领导人接待的殊荣，整个社会都在关注。为何？那个年代期刊受到打工族追捧的原因是（内容上多婚外情和暴富）？为何现在又归于平淡、销声匿迹了呢？
周：当年随手翻开报刊，关于打工仔逆袭成为大老板发财致富的故事和婚外恋（或二奶三奶之类）的故事，比比皆是。当时作为从事文字工作的打工仔，我很多时候都会感到迷糊：真的是这样吗？这就是打工世界的全部吗？但不管怎么说，在现实生活中，真如报刊中所说的，靠打工起家有所作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多多少少让更多挣扎在流水线上的打工者看到了希望，让他们的日子里有一点盼头和奔头。总比看不到星光，都去做了三陪二奶要好吧？当年期刊抓住了人们暴富和猎奇的这两种心理发家，并不出奇。
但在我看来，文学期刊和文学受到空前追捧，比如曾经的知青文学，后来的打工文学，都不是正常现象，也不一定是好事。这种现象的成因，一定是社会有问题了。回望历史会发现，大灾大难，大苦大悲，往往会催生文学繁华。文以载道嘛，这个时候，文学得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事。然后，阵痛过了，一切好转了，文学当然就功成身退，无人问津了。我觉得这反倒是好事。从大众狂欢到小圈子的赏玩，让文学的归文学，趋于理性，归于思考者——属于一群骨灰粉丝的忠诚爱好和执念，有什么不好的？
所谓时势造英雄。当年的辉煌和而今的归于平淡，都是必然。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有它的使命，就像老式座钟，时间的指针转到12点，就会当的一声。转过去了，就不会响了。因为它的使命完成了。老是响，肯定不正常，大家也受不了。
廖：人们常说，是网络冲击下文学期刊式微了，我不赞同此说法。我认为文学即使搬到网络上，大家也未必关注它。到底是什么，导致读者对文学的抛弃太快太彻底？
周：现在，总体来讲，还是一个群体无意识的狂欢时期，我们多数人还处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过渡期中。也就是苦拼多年，终于有吃有喝了，松一口气，懒得想事情了。一生下来就不愁吃喝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世界很多事情是可以想一下的。而文学恰好是思想的产物，等他们突然开始思考了，自然就会去找本文学书来看看。
廖：现在80、90后的产业工人对网络、手机等娱乐方式有更多的偏好，传统的打工文学该如何发展？
周：时代前进的脚步，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网络改变了世界，它给新生代产业工人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它承接了当年打工文学的一部分功能。很好。
但这与打工文学本身的发展关系不大。诺贝尔文学奖会因为网络和手机而消亡吗？低层次的享乐终究会成为过去，而打工文学，她巨大的穿透力，不只是对打工群落有效，对所有人都有效。我相信，这种文学精神可以渗透新生代青春的血液，为社会进步储备有生力量。所以，不用担心。
廖：我对那个年代的出版环境的开明度报以惊诧。在场的作家写当下，都可以发表。而你，周大炮一样四处开炮。而如今，有些作家抱怨出版环境不好（审查严格），在未出版前已进行了自我阉割。
周：你说的这类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顶多就是一个手艺人，靠写作谋生。衡量作家有一个指标，就是他在为自己活得更好而写呢，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写？
真正有写作理想的人，只会关注作品是否有精神价值（也即是对读者的情感塑造），他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非盯着发表和获奖。当然，发表、获奖，也是很好的事情。但这是创作完成之后的事，是社会给予创作者的肯定和奖励。这个发表，这个奖励，有和没有，都不影响创作。也就是说，先后顺序不能搞反了。
关键词四：缺钙——比起艺术缺陷，打工文学更缺傲骨、血性和精神
廖：回望打工文学从产生到形成的几十年，你认为它存在着怎样的一种成功与缺憾?与非打工文学相比，你认为自己在创作上存在哪些优势与弱势?
周：我觉得一种文学现象不是谁想搞就能搞起来的，打工文学至少在南方已经形成一种远比别的文学品种大得多的影响，这就说明她已经很成功了。打工文学根本就没要纳税人一分血汗钱，完全是靠自有的生命力破土而出成长起来的，这较之那种靠政府拨钱扶持仍半死不活的所谓文学，完全可以自豪。尽管当年的“官方传媒”基本上无视打工文学，整天炒那种少人看甚或没人看的东西，但打工文学仍然拥有十分庞大的读者群。这是很让人欣慰的。
但我认为打工文学缺钙。虽说我一直不认同文坛对打工文学的偏见。
那些关在象牙塔里自我感觉良好的评论家，一旦弄到学位、职称或这样那样的地位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就居高临下起来，对打工文学指手划脚，乱说一通。我真有点蔑视这样的人，他们总是连作品都不认真看，就以点概面，说打工文学粗糙、艺术品味低，诸如此类。他们却不知道，因了知识分子骨子里浅薄的高贵，以及对底层人民的漠然，使他们正一天天地变得无知。他们根本就无法明白，打工文学缺少的不是文学性，而是血性。
除去打工文学“第一纵队”那一批作品，及至后来，目之所及，我看到的多半是不痛不痒生搬硬套的爱情故事，那种软绵绵的东西，有点像得了佝偻病，让人读来浑身没劲。于是我想，应当给打工文学补点钙，让这个年轻的文学品种少点媚骨多点傲骨，健壮起来阳刚起来。
然而现实很残酷，追根溯源，我发现打工文学缺钙的根本原因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于我们这个庞大的群落。多年之前，一个叫金仙珍的韩国婆娘就在美丽的珠海摧残过我们的尊严，在她一声喝令下，一百多个打工兄弟姐妹就争先恐后地跪下去了。因为是给外国佬下跪，有损国格丢了国家的脸，所以在国人的愤怒声中和官方的压力之下，姓金的婆娘后来不得不认错赔礼。当时我就想不明白，不就是一份鸟工作吗？那些人有病呀！再想，真有病——缺钙。
迫于老板淫威而惨遭凌辱、没有了尊严的打工兄弟倒底有多少？这说不清，也不重要。关健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凌辱，而且大部分人不敢抗争不敢吭声？甚至有不少人主动丢掉人格和尊严，为了一己私利，送货上门请求侮辱！这就是奴性作怪。这种人一多，我们这个群体就只能越来越让人看不起。打工文学也一样。
因此我早在九十年代就大声呼唤并倡导打工精神，我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自尊自爱自强不息。是的，我们是一个弱势的群体，我们需要帮助和理解，但我们决不乞求。除了抱怨和骂娘，我们更应当努力拼杀，活出人的样子来。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权，但我们不能没有人格和尊严。而要避免人格和尊严不被人任意伤害和践踏，我们就得努力提高求生技能，打好物质基础，与贱视我们的一切偏见和不公平对抗。
当我们觉悟了，当我们不再因个人命运的改观而忘了那些仍在苦难和屈辱中挣扎的兄弟姐妹，我们这个群落就会像大山一样屹立不倒，谁也不能无视我们的存在更不能贱视我们。
而觉悟的引导者，即是打工文学。但打工文学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因此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打工作家以及打工文学多一些风骨少一些奴性，多一些血性少一些花招。我们无需乞求廉价的同情和认可，我们需要的是长成一座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高山。
至于我自己的创作，我的优势在于我已经从“小我”之中跳出来了，我更多地想的不是自己的写作，而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命运。而弱势也是这样，因为面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命运，我很难冷静下来玩文字游戏——也即是一些人说的什么艺术性。
廖：打工者写的“打工文学”和专业作家介入的写作，比如写工厂女孩、工厂男孩的丁燕、梁庄系列的梁鸿……怎么看待？
周：他们的区别是，前者是切肤之痛，我以我手写我心；后者是为生活得更好（或者任务）创作。
廖：如何评价打工文学，它对广大打工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周：借用评论家的话说吧：中国新文学从诞生起，就一直在关注农村与城市。离乡——进城——回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大主题。打工文学实际上延续了这一主题：既有对城乡对立的反思，也有对农民工现实、精神世界的悲悯关注。特别是她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和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大家的“底层写作”可谓一脉相承。打工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一直在场，她站在时代的最前线，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四十年，从来就没离开过。这种生命深处的丰盈和幸福，是别的任何文学或其他，无法享受到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享乐生活只是最低层次的幸福，人们应该享有高层次的“政治生活”、“思辨的静观的生活”。打工文学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她让庞大的打工群落，在那个时段跨过低层次的享乐（因为没条件），直接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幸福，比如呐喊，比如成长，比如觉悟。
回头想想，打工作家们真的很棒。他们本无意为之，最后却导致了南方乃至全国的一个文学现象的崛起！
关键词五：青工作协——引导新生代青工树立“阳光心态，奋斗人生”的价值观
廖：成立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对推动打工文学的发展有什么积极意义？
周：青工作协对打工文学的推动作用，无须我在此饶舌，这么多年的影响力，全社会都看得到。我只想说，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更紧迫的工作，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或贯穿文学精神的活动，引导新生代青工树立以“阳光心态，奋斗人生”为主色调的人生价值观，弘扬“互助、上进”的精神，培育“积极、理性”的阳光心态。历史上闯关东、走西口，是没办法。而闯广东，则是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告别“吃饭时代”，新生代青工所处环境已发生质的变化，他们的精神需求趋于多元化，较之我们那一代，他们享受着更多的平等与尊重，所以他们需要懂得和珍惜这份父辈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平等和尊重。是的，这个平等与尊重，对我这代打工人来说，非常的来之不易。
所以青工作协要像老母亲的唠叨一样，告诉新生代产业工人：要奋斗，不要懈怠；要建设，不要破坏。生活是镜子，你冲她笑，她也会冲你笑。反之亦然。
廖：打工者对当下社会文化、文学创作的启发和作用？
周：历史告诉我们，“第三世界”的力量，从来都是最强的。比如春节，打工兄弟姐妹都回了家，工厂就得关门，酒店就得歇业，孩子就得自己带……所以，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让强势的城市文化，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平视、学会了感恩……他们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程。
如果把改革开放四十年看成“中华民族复兴大厦”的建设过程，那么，每一个农民工都是钢筋、砖头、混凝土，他们把自己的肉体、灵魂和命运，全部投入到“中国奇迹”的创造中，直至成为这个奇迹的一部分！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谁都不应该无视农民工群体。这也是打工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廖：以前的打工文化多以苦情、不平的这种面貌出现，那么如何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活泼健康的打工文化？
周：艺术的最美，就是悲剧之美。苦情、不平是社会灵魂的洗涤剂，她让我们产生痛感，得到升华。没有痛感的人或社会是很可怕的，这会让人或社会变得麻木、冷漠、残忍而不自知。我们可以选择理性或平和的表达，但不能否定表达的内容。
所以，积极向上的、活泼健康更应当是人的心态，是因为我们懂得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而不应当是我们创作文学或别的艺术作品的枷锁。就像——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很开心，就说罗丹有问题，就一哄而上，把紧锁眉头、沉默不语的《思想者》砸个稀巴烂。
廖：你是否还有惑与梦？文学创作的“下一站”在哪里？你将怎样抵达？
周：老实说我已很少写可以撼动心灵的小说了，注意，我是说很少写，而不是说写不出来。但这只是冬眠。等春天我醒来之时，也许就不再动笔，又或者就写出大作来。无论怎样，我的这一生，有过这段打工的日子，便不会抱憾。因为，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有很多，打心里，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
一个作者，或者说作家吧。靠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家那种惯性的神圣感崇敬感过活，其实是很可耻的，就像一个靠挖祖坟过活的无赖，他们赖以生存的不是自己的创造，而是祖先留下来的财宝。而我，当然不会做挖祖坟的无赖，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这辈子，无愧于这个奋进的时代。
（原载《佛山文艺》2019年第6期)
作家简介
「周崇贤」1970年生于四川省合江县。系“打工文学”创始人之一，被评论界称为中国打工文学“领军人物”。其人其作在上世纪打工群落中影响巨大而深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主席、佛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协文学院院长、国家二级作家、佛山艺术创作院专业作家。
15岁浪迹天涯，当过搬运工，挖过煤，做过建筑，进过工厂。1990年南下广东打工； 1994年进入中山电台做记者。中篇小说《那雪·那窗·那女孩》获广东青年文学最高奖——第九届新人新作奖；同年加入广东作家协会，并因文学成绩及社会影响，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接见。
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其小说作品专集一套8册；2003年花城出版社推出其长篇小说4部。屡创年轻作家出版佳绩。2012年当选第七届广东省十佳青年，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等领导接见。
从18岁发表小说处女作起至今，在《当代》《人民文学》《长江文艺》《作品》《四川文学》《鸭绿江》等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900多万字。作品多次入选《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迄今已出版文学、学术专著20多部，并获各级文学奖数十项。
中央电视台、广东新闻台、香港亚洲周刊、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青年文摘等国内数十家媒体对其文学成绩及经历作过报道。
主持人简介
「廖琪」祖籍河南南阳，文学专业，哲学硕士，任《佛山文艺》编辑、编辑部主任。